洛阳的闹剧并非没有让长安人感到兴奋或者讥嘲，有识货的酸葡萄一下，也有不识货的说洛阳土鳖不知死活，更有清流们想要鼓动御史大夫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禁商”运动。

　　“禁商”根本就不是本质，作为大唐帝国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李董明白这一点。把商人地位压到最低打入贱籍，和禁止行商，那是两回事。

　　这场闹剧闹到了完工的太极宫内，李董召见了洛阳宫宫监康德，这个史大忠提携的胡女之后，将洛阳的事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告诉了帝国的主人，也是他的主人。

　　“洛阳世族都掺入其中？”

　　“除前隋遗族，多少都有掺合。”

　　康德想了想，认真回道。

　　“朕命史大忠前去运作，听说是你和王秋道操持？”

　　“奴婢同王秋道各得二十万贯债券，不过并非是‘伊予铜山’的债券，而是‘伊予港口’的债券。”

　　“呵。”

　　李世民突然有些自嘲地叹了口气，站了起来随意走了两步，他双手后背，踱步片刻后问道，“这真是……罢了。”

　　“陛下？”

　　“下去吧。”

　　“奴婢告退。”

　　出了宫，康德虽然已经是东都内侍中的最高领导，却还是和寻常的小黄门也似，跑到了史大忠的宅子，通名报姓之后，这才进门。

　　“史公，下走拜见史公。”

　　康德连忙行了个大礼，史大忠气色不错，前年下半年开始，这是真不用再让他跑动了。他也不到处跑，作为曾经的近侍，到处跑皇帝是要担心你是不是会泄露禁中秘闻，那就是一个死字。

　　他还没享受够呢，怎么愿意死？

　　“哎呀，莫要客套，起来起来，可是有甚疑虑？”

　　康德眉头微皱，小心翼翼道：“史公，陛下……”

　　说了一通，康德抬头看着史大忠：“史公，就是这般了。陛下可是有甚旨意，未曾示下，下走愚钝，不能领会啊。”

　　脸色有点严肃的史大忠道：“你可知，京洛板轨和关洛弛道修成之后……”

　　突然他顿了顿，掐指算了算，接着道，“约莫是贞观八年七八月份，民部拨款，把京洛板轨的钱加了一倍五，给了华润号。关洛弛道也是如此，不过是去年六七月份的事情，主持此事的是尚书左仆射。”

　　“这关京洛板轨和关洛弛道何事？”

　　“两条路修成之后，关洛有一件事情，你可知晓？作为洛阳宫宫监，有些事情，你当时时注意。作为禁中宦官，陛下偶有问对，不可全知，亦不可不知。”

　　“还请史公教我。”

　　“自长安洛阳之间联通速达之后，关洛除富有亩产者，日子皆不如长安洛阳两京坊内之民。”史大忠是愿意提携康德的，毕竟，有渊源在，别人也不会因为史大忠不承认，就以为康德不是史大忠的人。

　　内宦虽然地位低下，没什么发言权，但谁知道有没有翻身的一天？

　　史大忠也想过了，反正他也不乱走，但总要有人帮他徒子徒孙们撑腰，这个人，地位低了不行，地位高了不会搭理他，想来想去，还是地位拔高到陪都的洛阳有靠谱的人。

　　他主子砸了钱翻修洛阳宫，难道就是为了好看？为了让洛阳宫冷冷清清跑耗子？洛阳宫宫监康德，早晚都要发，时间问题。

　　“早年，家有二百五十亩地，积年有余，不说顿顿锦衣玉食，但要糜子吃到不想吃，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对也不对？”

　　“是。”

　　“可如今呢？就说金城坊，多是反正投靠大唐的胡人。这些胡人用度，皆要在长安城中采买。如今一个胡人校尉，家中马夫，想要吃糜子，掏钱买就是了。长安的粮食不够吃，洛阳的粮食也不够吃吗？长安人只要掏钱，洛阳人就赶着马车，把粮食贩到金城坊，贩到西市。”

　　“史公是说，如今两京百姓，最不济者也能饱腹，反倒是那些有产农家，粮食卖不上去，日子倒是不如城中寻常人家。”

　　“归根究底，还是因为快。以往长安洛阳之地，便是官道，又如何？马车可以慢个三五日，人可以三五日饿着肚子做事吗？贞观二年粮价那么高，为什么？不就是因为外面的粮食不能快点入京吗？”

　　“现在粮价和贞观二年差不多，可为什么长安洛阳两地，都觉得粮价低呢？”

　　“钱多了啊。”

　　史大忠有些无奈，这个康德，只能说守成可以，想要进取，可能性不大。

　　“朝廷为什么当初认账了梁丰县男购地修路一事，后来又加钱赎买？期间诸事更是不足为外人道，不过老夫可以告诉你一事，当年，若非梁丰县男有可能尚公主，只怕当时再有人拱火，梁丰县男就要问罪。”

　　康德一惊，不过现在梁丰县男不但没事，还是沔州长史，显然有惊无险。

　　见康德旋即平复，史大忠倒是又满意地点点头：“如今么，中国既想修路，又不想修路，你明白？”

　　此刻说的中国，却是指太极宫……康德点点头，道：“有利有弊。”

　　“是啊，有利有弊，所以，洛阳现在又要新修道路南下至淮水。陛下少不得要问对你这个洛阳坐地户，到时候，如何回答，你可有章程？”

　　“这……”

　　商人并不比地主先进，但有了合适的交通条件，不管是马车、帆船、弛道、轨道还是其它什么，他们就突然先进了。地主没有主动把粮食运动千里之外的个人意愿，但商人计算了成本营收之后，他们就有这样的意愿。

　　资源调动的多寡，在这一刹那，就分出了胜负，而各自体系中的下层，又逐渐拉开了差距。

　　帮工一定比农民赚得多，同样是在这一刹那，帮工的勇气底气就超越了农民，尽管还是在那一刹那，他们开始成为一个“无产者”。

　　普通人感觉不到这种变化，但是作为一个大帝国，贞观君臣以及大量的储备精英干才们，能够从数据和现实变化中，找到其中的轨迹。

　　这是那样的触手可及，又是那样的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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