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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三章 判断


  三州木料仓转运码头最近一段时间内,靠岸的货船数量陡然就暴涨了不少。不仅仅是近海诸如石城铁料码头的货,还有登莱和朝鲜道的散货。大量的铁料、焦炭、木料、石料、盐、纺织物料……在一段时间内频繁交易。

  甚至还初夏南国契丹人换了行头,假装是辽西庄稼汉,把粮食贩卖到沧州南这种怪诞的事情。

  “这个韩习,有点钱谷的意思啊。”

  开了个小会,都是心腹,老张也就比较随意,“钱谷说到底也不算正经皇帝家奴,这个韩习,大不一样。”

  “行市都是如此的,皇帝用人,总不能只用一样。勋贵强了,自然要打压勋贵;外戚强了,就要打压外戚;世家强了,也肯定要打压世家。打一派,自然要拉一派,千几百年都是这么个道理。”

  老张听了点点头:“不过这个韩习,也是够狠的。德州地面被祸害的不轻,他也不怕皇帝借他人头一用。毕竟,他是‘奉命行事’,真要寻个‘办事不力’‘为祸一方’的罪过,也要寻在德州刺史府身上。这德州府,也是倒了霉,碰上这种‘自灭满门’的,也只能拍拍屁股走人。”

  这种情况,别说宇文禅师,宇文述复生也没什么卵用。碰上强势皇帝,底气又这么足,怎么可能承认说这破事儿是朕太贪做错了?

  再拖个一年半载,宇文禅师人头落地是铁板钉钉。他不死谁死?反正他爹也没什么用场,能活到贞观二十年,简直是祖坟埋的好。

  “离开那是非之地也是好的,就是不知道事情闹大了,会不会重现‘巨野县’故事?”

  “嗳,那不一样。”

  张德摇摇头,对一众心腹道,“当年‘巨野县’一事,推波助澜的有两个,一是清河崔氏,这个人所皆知,皇帝也正好反手借着‘平叛’,把清河崔氏在洛阳的基业,连根拔起。只是‘巨野县余孽’能够撑恁般久,没有‘钱粮’,没有藏身之处,怎可能?”

  “使君是说江淮世族?”

  “不拘江淮,更不止世族。”老张露出一个微妙的笑容,“除了江淮,像是苏州、常州、杭州,哪里少了塞点钱就想闹事的人家?除了世族,你们以为那些个发家致富的商贾就不成掺合?这年头,虽说行商会社,稍微大一点的,都是世族掌控,豪强遮掩,但也不是没有理财了得的天才人物。”

  喝了口茶,张德接着说道,“这些人也就是有钱,便是想要让家族子弟‘出仕’,寻个门路,至多也就是上县县令,了不起一个漕运司衙门。在两京之中,想要‘行卷’求个‘知己’,反正我是没有听说过有成功的。”

  哪怕到了贞观二十年,真正有话语权的商会商社,无一例外,都是类似“忠义社”、“西秦社”、“北都社”等等中央或者地方的权贵马甲。想要靠聪明才智就能混成行业“魁首”,想也别想。

  普通商人再怎么有钱,地位之低下,一个无下限的小吏,就能治得他死去活来。县太爷心情好不搭理你,心情不好,你赚万贯家财,也就是一张纸一杆笔的事情,再来二三十个两班皂隶,当天就能“死全家”。

  因此,想要在行业中混出头,最次最次,家族也得是“寒门”。

  市场活跃搞起来当然不可能只靠权贵只靠官僚资本,让民间资本可以跟着喝汤,也是惯例。只是人性就是如此,“低贱”商人想要获得和“高贵”商人一样的权利,那么一般手段无法做到,就只能寄托希望“英雄救世”。

  那么“英雄”的最大特点是什么?通常情况下人们只会注意其品德品质,但共通性最高的特点,并非是品德,而是力量。

  “我们武汉能够有此局面,来年兴许常驻丁口就要破两百万,便是有一个不能说的道理。那就是给真正的‘商贾贱业’一条出路。各大市镇,比如新设咸宁市,不敢说一定保证‘能者上庸者下’,但也不会出现‘巧取豪夺’易如反掌不是?”

  众人微微点头,这个道理,也是武汉诸多“不能说秘密”中的一个。张德心腹,自然是知道的,但武汉官场一般公开不会讨论。

  “商贾贱业”这是历朝历代不断“钦定”的,武汉没可能现在就去公开叫板。再一个,武汉内部吃肉的总归还是权贵,“残羹冷炙”扔给“贱人”,也是不少武汉精英的一种怜悯施舍心态。

  所以,即便有些人觉得这没道理,但哪怕在武汉内部,也不能公开地宣扬。

  哪怕是“李江北”李奉诫,他也没兴趣给商贾撑腰,毕竟,商贾和“万民”比起来,简直是渺小的不能再渺小。

  “那末,道理就很简单了,在武汉,那些个自谋出路的商贾,还是有些门路,能够换个门楣。江淮江南的,就是难了,这些个商贾,虽说表面上是跟着巨贾豪商一起‘凑份子’给‘巨野余孽’添柴火。但本心而言,却非是随手为之。”

  表现形式一样,但原动力不一样,这个道理,武汉的治理者们,都是有这样的“思辨”。只是操持业务的时候,依旧秉持“论迹不论心”,这也不是说武汉的治理者们精神分裂,而是公事归公事,不把个人情绪带到工作中去,是一个行业精英的基本能力。

  “如此说来,这一回德州的事情,怕不是河北、山东的商贾,尤其是那些个江湖出身的,一定会予以暗中支持?”

  “支持是有的,但会不会一定,却不好说。”

  “请使君赐教。”

  张德点点头,对心腹们正色道:“早年我和贾飞选育棉种,到后来推广,再到后来我去跟郭孝恪、薛大鼎他们谈耕地,谈人工。主要操持业务的,不是‘华润号’,也不是什么沧州人。多是河北江湖上的人。”

  “为何会是江湖上的人呢?莫非有甚道理?”

  “道理很简单么,那时候,谁能知道棉花能起来,谁又知道‘白叠布’原来也能价钱降下来?农户是不敢的,哪怕有个万亩良田的地方大族,谁敢随随便便就把粮食换成棉花?要是绝收,一户人家是五口人的肚皮,那万亩良田的大族,何止五口人?牵扯进去不知道多少。而江湖上的人却是不一样的,尤其是河北河东的刀客、剑客,最是不同。”

  稍微喝了点茶,张德又解释了起来,“首先刀客敢闯敢拼,亏了这一年,了不起老子来年再去给人耍刀就是。其次两地刀客闯荡的地方多,见识广,底气也就更足。然后人面也广,河北河东两地的江湖人士,多是组了镖局,不是在王祖贤那里混饭,都是靠着怀远郡王李思摩,本钱肯定也不缺。”

  “原来如此,敢打敢拼,又有本钱,还有门路,自然是敢闯一闯。”

  “所以现在像德州那个韩习,他若是得罪一般庄户,倒也没什么。可只要是江湖出身,便不会善罢甘休。老狗也有三颗牙么,河北人什么没杀过?自古以来上至皇帝下至奴隶,什么不敢杀?燕赵遗风,千几百年的胆气。”

  “那……能成事么?”

  “成事是不可能成事的,举凡成事,哪有只靠刀把子的?于德州一地,也不过折腾一番,被皇帝反手就是抹上一回。”

  要是造反这么容易,那倒是简单了。可惜光有一口胆气,也撑不了多久,没有“社会科学爱好者”一起跟着搞事,折腾一万年都是失败。

  “既然必败,这又何必呢?”

  有人叹了一声,有些感慨。

  老张笑了笑,便道:“这种想法要不得,你不去闹一闹,皇帝哪里会晓得这德州不是只有扒肘子扒鸡,还会扒你裤子?‘五姓七望’的‘贵气十足’,从来都不是嘴上说出来的,那也是炎汉以来,跟朝廷跟皇帝斗了历朝历代,才有了这‘贵气’。”

  “要是平白给你一个‘富贵’,怕是也承受不起啊。”

  说到这里,有人也是感慨,“贞观以来,‘五姓七望’也不是没有斗。朝廷摊派官吏,到了地方,便是个摆设,国法不如家法,律令不如家规。可若不用‘五姓’,这便是‘国中之国’,更是混沌。只是斗着斗着,贞观皇帝比前头的皇帝强,居然把‘五姓’压了过去。”

  “使君说的道理,就是如此了。世家是斗来的,豪强也是斗来的,从来没有平白的富贵。不斗的话,老天不掉富贵下来。”

  “道理摆在那里,其实大多都知道。只不过愿意提着脑袋斗一斗的,还是少数。”想要平白就捡来“权利”,这等好事,只能指望“救世主”。数千年以降,愿意把“权利”无条件让渡给底层的“大救星”,有几个?

  怕不是给了之后,反手就会有人把这来得容易的“权利”,又很轻松地“夺走”。

  “那……使君,这一回若是真的闹大,武汉当如何?”

  这个问题一出,众人都是有些紧张地看着张德。

  老张哈哈一笑:“当如何?卖东西喽。朝廷要采买,给了就是,拒不赊欠;河北民间要采购,照样也给,武汉只认开元通宝、华润银元。难不成,我们不卖,别人就不卖了?恶事做了就是做了,怕甚?”

  一众心腹五味杂陈,也不知道是庆幸还是惋惜。

  从“高尚”的理想来说,他们更希望李奉诫那样的人生追求;但从人性出发,他们何尝不想也混个“元谋功臣”,到时候大富大贵公侯万代。

  只是后者终究是带有强烈的感性思量,在武汉混得久了,“公侯万代”那就是个屁。贞观朝都死了多少公侯了?还不说武德朝。至于历朝历代,那就更加不用说了。

  “你们也不要觉得这是发甚么‘国难财’,德州乃至河北的事情,早晚都要死人。死多少人不知道,但死人也不全是坏事。至少这一代的人死了,皇帝也就心中有数,下一代就不会盘剥恁多,原本拿一半,下一代兴许就只拿四成。多出来一成,能活人多少?”

  斗争为的是“和平”,当然也可以换个奇葩角度说是“妥协”,但不管怎么说,这就和做生意一样,你连价钱都不还,对方又不是你亲爹,凭什么就主动砍上一半给你福利?

  没有斗争的“和平”,脆弱的简直不可想象。

  “‘人心思定’,这才二十年,难道真的还会大打一场?”

  有人相当的疑惑,怀有这种疑虑,是很正确的。

  但老张直接打消了他的疑惑:“若是武德朝,那自然是‘人心思定’,打了两代人,死了恁多,到处是寡妇,只得卖力气种地休养生息。人手不足地又多,田里的活都来不及干,还打个屁?可贞观朝,尤其是近十年,皇帝大兴土木,没迁都盖太极宫、洛阳宫,迁都后九成宫都修了起来,还翻修了太原宫,完工敦煌宫。如今在朝鲜道还要建行宫,这钱什么时候动了税赋?”

  “这……”

  “以前是人多粮少就打,气力都在种地上。可如今,不种地的多了,要是没活干,那就没饭吃,那不打作甚?”

  皇帝不动用税赋就大兴宫室,这说明财源得到了极大扩充,经济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没活干就没饭吃,这说明这部分的劳力,其生产关系不在土地上。

  两相结合,自然就大大缩短了原本“男耕女织”时代需要大打一场的时间。

  原本小农遍布时候,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干仗,怎么说也要五六十年百几十年甚至两三百年。但现在一个行业万一遭受行业寒冬,立刻就是几万人十几万人要没饭吃。

  他们又没有地去刨点粮食出来,那么,不干上一场等着饿死?

  这种社会构成,大大地缩短了“危机”到来的时间,而和小农们多少还有几十亩薄地不同,贞观朝这帮缩短“大打一场”时间的主力,那当真是“一无所有”。

  听完张德所说,一干心腹竟是半晌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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