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准备听彩虹屁的时候听到“骂声”一片，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看着一脸愕然的贺明哲等人，齐政还算淡定，身边的助理魏明却忍不住笑了。

　　“个体观察不能代表总体。”引来注目后，魏明收敛笑容，轻声解释道：“个别人的观察是有偏差的。总体上来说，规模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率更高。大规模种植是商业逻辑，不是小农经济的逻辑。小农户精耕细作是以牺牲劳动力成本为代价的，经济上并不合算，如果合算的话，所有人都会精耕细作了。”

　　他算是站在整体的高度说了句大实话。

　　普通农户的精耕细作单产一定会高？也许在老农个体心中，这是毋庸置疑的答案。但全世界的经验证明，如果小农更有效率，那么农业规模化就不可能成为趋势。

　　站在他们这个高度上，看问题当然要更全面。总的来说，单产的高低取决于多种因素，比如生产管理、生产技术、作物品种等等，与种植规模的大小没有必然关联，比如，美国都是特大规模种植，他们的玉米单产却比我国要高70%，而越南都是小农户，他们的稻谷单产却比我国低。

　　张司长配合的叹气道：“规模化是我国农业的发展方向，这个一定要肯定和坚持。但规模农业经营主体的全员生产效率有高有低，也确实是一个问题。”

　　他倒是有些理解赵老汉吐槽规模种植户的心情。

　　这些年，抛开嘉谷不说，各地也一直在探索推进农业规模化，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相反，正如老农所说，部分规模种植户种植的大田作物无论是单产还是质量都不比普通农户。

　　问题主要在用工和管理上。种植规模超过几百亩甚至1000亩，经营主体自己肯定忙不过来，一定要雇佣工人，很多还要雇佣管理人员。

　　但是，有些农民在自己田里干活时非常认真，而给雇主做活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比如，有的雇工拔草不拔根，第一天拔了，过几天又长出来了；有的雇工施肥时为了减轻身上的负荷，在前半段故意将肥料撒得多一些，而在后半段则撒得少，导致肥力分布不均。由于农业的特异性，雇主或代理人很难对雇工实行量化监督和考核。何况，有的代理人与雇主的利益存在差异，有时对于雇工“磨洋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要不然中央在引导发展规模农业的意见中，也不会一再强调“适度”二字了。毕竟，管理好几个人和管理好几十个人，难度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的。

　　张司长继而笑道：“从这个角度看，嘉谷能不断突破边界，当真是个奇迹了。”

　　齐政轻轻咳嗽一声：“奇迹实在称不上，嘉谷也是一步步试错过来的……”

　　人们往往只见眼前风光，不见背后挨打。

　　嘉谷系合作社难道真的是一帆风顺过来的吗？

　　并不然。

　　其他人规模种植探索路上碰到的所有问题，嘉谷都经历过不止一遍。

　　譬如根深蒂固的土地情结，让农民不愿把土地流转出去，更不愿长期流转。如果是村里的还好，大家都认识，农民敢大胆流转土地；但外来的嘉谷，在很多地方刚起步时承包土地只能一年一签或两年一签。经营期越短，嘉谷越无法规划跨年度的种植计划。

　　又譬如推广种植的农作物，如果是原本种植的庄稼品种还好，如果弄了新品种，农民因为各种怕风险，需要沟通一次又一次，才有做合作社的可能性。

　　更譬如，嘉谷顺利推广了经济效益较高的经济作物后，当地农民抱怨嘉谷的要求又高又多，从而反悔想自己干的例子，也没少见。

　　当然，没良心的人还是少数。但这一轮轮试错下来，成本是实实在在花出去的，换一家企业来，弄不好已经伤筋动骨了。

　　张司长心有同感道：“变革嘛，从来就不是请客吃饭。”

　　说着还意有所指地瞥了贺明哲一眼。

　　齐政同样用眼睛的余光扫了一下瞪大眼睛的贺明哲。

　　其实，齐政多多少少是知道的，农业适度规模化在国内已经达成共识，但在讨论是否应该“农业资本化”的时候，各种意见和争论都有。而作为大众眼中“农业资本化”的代表，嘉谷在风光的同时也被视作一个靶子。

　　今时今日中国农业显然已走到一个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一定程度上讲也决定着中国这个国度能否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跨越。

　　在这个关头，多的是人把嘉谷视作是突破口。你嘉谷再牛又怎样，人家不怕得罪人，怕的是以后没有机会得罪人。如果能用充足的论证将嘉谷的路线驳斥成渣，就能踩着这颗在农业经济领域冉冉升起的超级新星飞升了。

　　因为哪怕进化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大多数人的思维还是非此即彼的。当他们的屁股选择歪在农民一方，对资本的看法就只剩下“控制”、“剥削”和“侵占”诸如此类的词了。

　　几乎所有的涉农企业都表示希望能够发展自己的生产基地。这种愿望并不奇怪，因为生产基地可以帮助他们稳定和控制生产。但在国内能获得的可耕荒地有限的情况下，农民手里的耕地似乎成了唯一可行的选择。

　　而在资本冲击下“瑟瑟发抖”的小农，是多么的弱势啊！

　　尽管开头有些出乎意料，刚刚貌似还被人内涵了，但贺明哲不改初衷——老农们的不满，不正是他想要的答案吗？

　　赵老汉才不管拉着他说话的人是什么身份，他都快六十岁了，还不知道能活几天，自然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一直耕种自己的2亩多地，老实说，是不愿意将土地交给合作社的。但村长说其他村民都同意了，如果我不同意，合作社就建不起来了，你说说，我还能挡着所有人的路吗？唉……”

　　其他老农也七嘴八舌的声讨起来。

　　“是啊，虽然合作社种的还是粮食，但听说最后都会卖出去。我就担心一旦遇到天灾，家里就没存粮吃了。何况这土地交出去容易，还能不能拿回来，还不好说呢？”

　　“还有，合作社这要求忒多了，管这管那的，要是最后收成不好，算谁的？咱们不怕白做工，就怕瞎搞影响收成……”

　　贺明哲越听眼睛越亮，表面上似乎保持平静的模样，只有怦怦直跳的心神，说明了他的激动。

　　他清清嗓子，郑重道：“乡亲们，我们是从中央下来的。中央一再要求地方搞合作社要坚持农民自愿、不能搞强迫命令、保护农民权益，如果你们真的不愿意参加合作社，我会为大家做主的。”

　　几位被问话的老农瞬间一静。“中央”二字，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很有震慑力的。

　　半晌，赵老汉才小声道：“领导，这就不用了……”

　　贺明哲温声安慰道：“您不用怕，没有人能强迫大家参加合作社，还有委屈也不怕说出来。”

　　赵老汉期期艾艾道：“咳，其实吧，也不算强迫，最后我也是同意了的。”

　　“哈？”

　　“其他合作社是不靠谱，但听说嘉谷合作社还是搞得很好的。我也想每年都能拿稳定的分红……”

　　其他老农也是七嘴八舌地接话，只不过这次完全换了口吻。

　　“老赵说的没错，跟土地打了大半辈子交道，要说就离开了土地，还真的不知道能做啥了。你看我们这里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身体都不是那么好了，打工没人要，也没有办法适应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合作社还是不错的，愿意继续雇用我们，除了分红外还能拿一份基本工资，活儿还轻松了……”

　　现在工厂招人一般都是50岁以下，但是，就耕田种地的农民这个职业来说，50岁正是人生的“淬金”年龄。这个年龄段的农民，不管是人情世故，还是农作物耕种，他们的经历就是一本百科全书。

　　因此，在各地的嘉谷系合作社中，很大一部分身体没那么硬朗的老农，因为他们丰富的耕田经验，往往会成为合作社查漏补缺的“监督员”。

　　别的不说，在他们的监工下，如果有社员敢“磨洋工”，这些老农能将其骂的狗血淋头。

　　换言之，在土地规模化生产的情况下，社会化服务会越来越完善，农民务农的年限事实上是被延长了。赵老汉们虽然说不出来，但心里是约莫有数的。

　　最后，赵老汉给出了直击灵魂的一个答案：“我们都老了，光靠我们这些老人是不行的，以后种粮不能没有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有本事的，都在城市打工，对农业知道得很少，不要说让他们种田，他们中间的很多人连田埂都没走过几回。嘉谷搞的合作社，能把年轻人招回来，就是这一点，我们也希望合作社能成事……”

　　贺明哲傻眼了，是真的傻眼了。

　　以他的眼光，不难发现老乡们是真心实意的。

　　所以，你老人家跟我说，你骂人不是为了骂人，而是“打是亲骂是爱”？

　　换谁不傻眼啊？

　　打脸事小，被“欺骗”的感情才是大头。

　　关键是，着眼全局，贺明哲发现换做是他，貌似也会选择拥护嘉谷合作社。

　　大部分时间选择旁观的张司长看着贺明哲半黑的脸色，叹了口气，对齐政道：“齐董，不好意思，小贺还是年轻人，急躁了些……您多担待。”

　　说到后面，有些说不下去了。自从研究了嘉谷的档案，他一直没有将齐政当作是年轻人，但是，面对面的说话，齐政怎么看怎么年轻……让他的内心也略感怪异。

　　“我也经常下到一线考察，多看看多听听，总能找到不足的。”齐政不动声色的将话题岔开了，他是真心不将贺明哲的小心机放在眼里。

　　张司长理解的一笑，同时略带同情地瞥了贺明哲一眼。

　　任尔再有背景，有些信息不到一定的层级就无法提前领悟，这不，踢板了吧？

　　嘉谷系合作社在推进过程中，会不会忽视部分农民的意愿？会不会有农民对此不满？

　　他可以肯定地说，有！

　　但那又怎样？嘉谷没有刻意掩饰，国家也没有刻意调查。

　　变革路上，又怎么可能面面俱到？

　　而且，国家之所以默认嘉谷系合作社突破规模边界，你以为是因为嘉谷有钱有人有技术？

　　不，其实是因为嘉谷系合作社的利益分配模式！

　　如果是一般的种粮大户，从农民手中流转土地，农民自身能得到的就是一点租金，土地所有产出几乎都归种粮大户所有。

　　应该说，这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所以也是被鼓励的。

　　但这种鼓励是有边界的——“适度”二字还记得吗？

　　回到嘉谷系合作社，虽然都挂着“嘉谷”的名头，本质却是不折不扣的集体经济。

　　国家的深度调查显示，在整个嘉谷系合作社经营的财务上，把农民提供土地、嘉谷提供农资及技术和合作社提供组织生产算在一块，按三个主体分配。大概来说，净值里面，提供土地的农民能分70%，嘉谷分20%，合作社分10%。

　　看懂了吗？

　　嘉谷系合作社不仅仅是提高了生产效率，还变成了农民的社会保障资源——不管农户在别的地方是挣钱还是亏本儿，这合作社里的分红都是农户稳定的收入。这对于农村稳定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了。

　　说穿了好像也就那么一回事，但如果你透过现象看本质，就知道其几乎不可复制的原因了——首先你要保证合作社70%的分成不能低于农民自个种植所得，否则，就算你按着头也不见得有这么多农民答应合作；其次，你要将获得支配权的农产品，产生足够的附加值，起码要能养活你的公司，形成良性循环；再然后……好吧，不用然后了，就上述两环，已经足够所有人挠头了。

　　国家都不敢保证，让嘉谷重来一次，还能不能复制同样的模式。天时、地利，还有爆棚的运气……缺了其中任意一环，嘉谷可能就不是嘉谷了。

　　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农民的选择了。

　　因为，这同时也是时代的选择，是国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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