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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3章 社会模型


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

方孝孺越想越觉得这个划分实在太精妙了。

“妙,实在太妙了。仅仅是这套需求理论,就足以让景恪在思想界占据一席之地。”

“如此精妙的理论,竟然只是大同思想的一部分,现在我对它的全貌更加好奇了。”

从目前透露出来的内容可以看出,大同思想并不是单纯的儒家学问。

大同本身来源于儒家。

代天行道,用的是道家思想。

需求理论明显是管子的思想,而管子是法家代表。

仅仅只是局部框架,就应用了儒墨法道四大显学中的三家。

整套体系涵盖的学说定然更广。

如果这个猜测是真的,那大同思想可以说就是华夏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难怪以陈景恪的才学,都进行的如此艰难。

想到这里,以方孝孺的心性修养,也忍不住激动起来。

这堪称是百家争鸣以来,最疯狂的举动。

如果能成功,华夏思想界将从此进入另一个篇章。

而大同思想,就是分界线。

现在自己有幸能目睹它的诞生,甚至有机会参与其中,如何能不让他兴奋。

陈景恪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见他忽然如此激动,还有些莫名其妙。

需求层次理论确实很有道理,可真论起来,《管子·牧民》篇早就有相似的思想了。

这套理论不过是将其单独抽出来细化了而已,不至于让你高兴成这个样子吧?

不过他也没有深究的打算,激动就激动呗,恰恰说明我弄的还不赖。

“别光说好的,提点建议啊。”

方孝孺仔细回想了管子的思想,才开口说道:

“我想到了朝廷的人才吸引计划。”

“管子曰: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

“你的需求理论,也与此言暗合。”

“大明能满足生存和安全的需求,就可以吸引四方蛮夷来投。”

“再为他们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则四夷人才必蜂拥而至。”

果然屁股会影响脑袋,他除了唯物学,还有个任务就是执行朝鲜人才掠夺计划。

听到需求理论,首先想到的就是在人才计划方面的应用。

陈景恪摇摇头,说道:“这都是附带效果,咱们说回本身。”

“我的想法是,按照需求层次理论设置阶段性目标,你以为是否可行?”

方孝孺思索片刻,问道:“前三重需求我能理解,最后一重也能明白。”

“唯独第四重尊重需求,我还不甚了解,需要你更具体的讲一讲才行。”

陈景恪想了想,说道:“确实是我没有说清楚,尊重包括被人尊重,和尊重他人。”

“表面看是互相尊重,实则是在物资需求和精神需求都得到满足后,精神升华的一种全民高素质体现……”

“等等。”方孝孺打断他,问道:“精神需求指的是什么?”

陈景恪解释道:“被尊重就是一种精神需求,欣赏音乐、故事、读书等等也是精神需求……”

方孝孺若有所思的道:“这是最基本的精神需求……不对,最基本的精神需求应该是社交需求。”

说到这里,他问道:“社交需求,也算是精神需求吧?”

陈景恪想了想,说道:“单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集群生活才能活的更好。”

“所以社交具有生存属性。”

“但如果没有社交,人会感到孤独,从这个角度来看确实又具备精神需求属性。”

方孝孺说道:“也就是说,社交需求同时具备生存和精神双重需求,是两者的过度阶段。”

一二重是生存需求,四五重是精神需求。

第三重处在中间,又同时兼具两重属性,确实可以看做是分水岭。

陈景恪说道:“更准确的说,是交叉阶段。”

方孝孺继续说道:“社交是最基本的精神需求,尊重需求可以看做是中级精神需求。”

“自我实现需求,则是高级精神需求。”

“这么划分,没有问题吧?”

陈景恪点点头,这么划分也没有问题。

方孝孺说道:“如此,我就可以回答你方才的那个问题了。”

“以需求层次理论来建立阶段性社会模型,是可行的。”

“不过设置成五个阶段太多太繁琐了。”

“比如生存需求和安全需求,完全可以视作一体的。”

陈景恪颔首道:“所以我准备将其分成两个阶段,一二三为初级阶段,四五为大同世界。”

这其实是借鉴了前世xk社会和gc社会的思路。

哪知方孝孺却直接否定道:“不妥不妥。”

陈景恪大为意外,问道:“哪里不妥?”

方孝孺说道:“我认为这样划分还是太简单粗暴。”

“按照你的划分方法,两个阶段分别为,解决生存问题阶段和解决精神需求阶段。”

“医疗也是生存需要,放在第一个阶段里明显不合适。”

“放在第二个阶段,它又不符合设定。”

“我以为,应该将五个阶段彻底拆分打乱,按照实际情况重新划分。”

“而且四不应该和五放在一起。”

“四虽然很难达成,但总归是有点希望。”

“而五只能作为个人的需求,没办法作为全人类共同的需求。”

陈景恪陷入了沉思,从这个角度来看待,确实很有道理。

自己还是有点想当然了,前世医疗其实被放在了第二阶段。

可是在这个年代,连权贵都不一定能接受良好的医疗保护,更何况是普通百姓?

将它放在第二重明显不合适……

说白了,现阶段实现医疗体系全覆盖,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将它作为第一阶段,难度太高了。

关于第二点,四和五也确实不能放在一起。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资必然会越来越丰富,学问必将普及。

到时候欣赏音乐、小说、影视剧等等,都将全民化。

也就是说,一二三四重需求是可以全民化的。

但自我理想实现,也就是三不朽,注定了只能是少数人类精英才能去追求的。

而且即便是在大多数人都饿肚子的情况下,依然有少数人能追求三不朽。

将它列为全人类共同的高级追求,确实不现实。

社会模型,是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参与建设的。

自我实现就太个人化了,不可能全民参与。

所以,它可以作为人类需求层次的最高追求,却不能放在社会模型里面去。

想到这里,他豁然开朗,自己之前陷入误区了。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太想当然了。”

有了这个共识,两人接下来就将四重需求进行了拆分重组,很快就搭建好了阶段性社会模型。第一阶段就是满足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有饭吃有衣穿,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社交活动。

陈景恪之前的种种政策,都可以归类到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是最有希望达成的,而一旦第一个阶段完成,就会给执政者更大的信心。

让他们有更大的动力去追求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包括医疗、受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享受精神文化熏陶等。

就古代来说,这也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陈景恪不点科技树,至少需要数百年才能实现。

方孝孺就认为,这一点很难实现。

不过他总体上是乐观的,再难总归是有一条清晰的道路可以走。

执政者顺着这条路慢慢的前行就可以了。

一代人不行就两代人,总归是会离目标越来越近的。

第三阶段是物资充裕、精神富足。

事实上,方孝孺认为这已经是大同世界了。

因为从有历史记载至今,从未有过这样的时期。

但陈景恪知道,这个阶段其实也是可以达成的。

如果非要用前世来类比,这个阶段有点类似于xk社会。

确实很难,但只要发展生产力,早晚有一天能达到。

所以,在他的坚持下,这个阶段并没有被命名为大同世界。

他将大同世界放在了第四个阶段。

而且他对大同世界的描写,也没有采用儒家的原文,而是用了《易经》中的一句话: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对此,方孝孺没有说话,而是竖起了大拇指。

绝了。

——

社会模型建好之后,剩下的就是围绕模型构建思想体系和执政体系了。

执政体系并不着急,这玩意儿是不固定的,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可以等到思想体系搭建完成,再根据大明的情况设置。

他们先进行的是前者。

而方孝孺也终于见到了大同世界的全貌。

即便早就有所准备,也不禁为其的宏大感到震惊。

先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讲述了华夏的历史发展阶段。

以及各个历史阶段的情况,产生这些情况的现实因素。

在此基础上,解释了国家、法律、朝廷、人民、军队等等的概念。

并详细论述了他们的权力和义务。

很多解释,让方孝孺耳目一新。

比如法治思想。

他试探的问道:“我记得,韩国公近两年一直在研究法治思想。”

陈景恪自得的道:“就是我启发的,不过他的法治思想与我的有所不同。”

李善长毕竟是古典法家门徒,他的法治是对法家思想的重新解析,只是比较偏向于律法这一块。

可以说,他的法治思想,已经和陈景恪最初提到的法治关系不大了。

而陈景恪的法治,就单纯是从律法角度出发去定义的。

对此,方孝孺并未感到意外。

他就是在陈景恪的引导下,才进入唯物学殿堂的。

李善长在他的指引下,弄出法治思想是很正常的。

但也有很多解释,让方孝孺感到心惊肉跳。

比如军队,非一家一人之军队,而是万民的军队。

军队来自于人民,责任和义务是维护国家安全,保护天下万民。

至于效忠天子,对不起,没有写。

但陈景恪又不是铁头娃,自然不会作死。

他在后面补了几句,君主是国家领袖,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拥有对军队的绝对统治权。

而军队要保持纯洁性,必须直接归君主统治,其余人不得染指。

但即便如此,也有点大逆不道了。

皇帝不追究倒还无所谓,要是追究起来,少不了断头台走一遭。

方孝孺一方面感叹于陈景恪的胆量;另一方面也为朱元璋和朱标对他的包容,感到不可思议。

事实上他却不知道,陈景恪也是通过一件件事情,一步步取得朱元璋的信任的。

当然,最根本原因还是他从未否定皇权。

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论证了皇权存在的必要性。

毕竟,国家总是需要一个最高统治机构的,而机构又需要一个最高领袖。

除了皇帝,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至少目前没有,不是吗。

至于以后会不会有,那是以后的事情。

非但如此,他还将皇帝的利益和万民的利益联系在了一起。

皇权想长久存在,就必须保证万民的利益。

而万民力量弱小,需要有一个强者来带领他们保护自己的利益。

只有皇权才能做到这一点。

这个理论在二十一世纪看来,相当的扯淡。

皇帝就是最大的剥削者,怎么可能真的会去保护万民的利益?

然而在当时,确实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这种思想可是被所有人认可的。

王朝想要长久,就必须保证民的利益。

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民’所指的群体不同罢了。

但在明朝,民指的就是天下众生,不是某一个特定群体。

陈景恪利用这一点,在这句话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拓展。

最终将皇权和百姓的利益联系在一起。

只要皇帝相信了这一点,剩下的事情就简单的多了。

朱元璋是否相信,陈景恪不敢确定。

但他敢肯定,朱标和朱雄英是信的。

——

这些大的框架,有的陈景恪自己已经完成了论证,有些限于阅历不够无法完整的论证。

尤其是很多论证,和华夏传统思想融合不够完美。

找方孝孺过来,就是希望能获得他的帮助,完成最后的论证工作。

不要小看了这一点,很多时候框架再好,论证不完美也没什么用处。

方孝孺已经彻底被陈景恪的宏大思想体系所吸引。

对此自然是欣然同意。

于是两人就摒弃外界影响,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大同思想的论证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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