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只是这场危机的受益者，同时也是解决这场危机的重要助力。

中国的市场帮助英帝国的农民避免了破产，对于几个自治领都有着相当的帮助，南非、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经济状况都还算不错，英国靠着吸血过的也很好。

在关税大会之后，美国也与中国签订了《农产品互惠条例》，以挽救美国的农产品，尤以小麦和棉花为主。

小麦自然不必多说，在2十年代初，中国就已经成为了最大的面粉生产国，同时也是最大的面粉进口国，消耗量非常大。

而棉花也是1样的，中英两国的纺织业是断档式的领先，而美国同样也有着强大的纺织业，最后却被逼得只能出口棉花，中国就是美国棉花的主要出口对象，但在大萧条时期遭到了干扰。

农业的衰败及工农收入过低是各国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很显然，“农为国本”这句话在这个时代依然是1条金律，忽视它是要吃大亏的。

此外，随着各种关税壁垒逐渐被打破，中国提议在各国之间施行1般最惠国待遇，促进资本、技术和商品的流通，这件事对于现阶段的各大国来说是互惠互利的，因为不存在绝对的强弱之别，但由于英美等国的拒绝而告终，英国所顾虑的是帝国特惠制的发展，美国则担忧自己的市场问题。

不过，总的来说，各国之间的双边贸易搭建的过程也是世界恢复的1个缩影，在这其中越来越多的中国的身影也是当今世界格局的1个缩影，英法已是雄狮老矣，在越来越广泛的综合的国力比拼中感到无力；民族解放运动尚未进入高潮，德国仍游离于主要世界之外，心有余而力不足；美国备受冲击，孤立思潮浓厚，无意争霸世界。

中国，是贸易的中心，秉着“和气生财”的原则，春风化雨般的改变着这1切，也是世界和平的压舱石。

而在这段特殊时期的内部的1系列稳定措施是这1局面的后盾，也是中国继续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的关键。

对于金融危机方面，中枢政府控制的金融资本顺势演化成独立于地方实体产业的垄断资本，这1点是非常有前瞻性的，也是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连同大萧条之前便已经实施的金融措施，将中国的金融基本盘稳住。

而针对大萧条本身，中枢采取的是政府投资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因幅员辽阔、经济地理呈3级台阶分布，以及市场选择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城乡差别、区域差别和贫富差别不断拉大。

在这种分隔状态下，国内生产表现出了1种“过剩”，但这并不是真正的“过剩”，在政府的调控下，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和农村就能够成为容纳这些产能的地方。

中国的“生产过剩”存在着很多特点，丝绸、生丝、棉布、棉纱、茶叶、家电，这些东西过剩，而钢铁、石油、煤炭、机械、面粉、造纸，这些东西则还是不足的。

1930年的表现就很明显，鞍山钢铁公司除了刚开始被经济危机打蒙了之外，其他时候都保持着飞速发展，1928年鞍钢公司年产原钢277万吨，1932年则增产至448万吨，1933年则突破了5百万吨，5年时间几乎翻了1倍。

相比之下，广东地区的生丝和茶叶工厂在1930至1931年间倒闭或停工了44%，上海的缫丝厂停工和倒闭者则占到了32%，很明显，这种外贸型的产业与国内的市场是脱节的，出现问题也就不奇怪了。

而大萧条的特殊社会情况让许多计划能够顺理成章的实施，比如进1步的节制资本，施行各种超额累进税，让个人所得税从3%至55%不等征收，过低收入则不计入。

这其中影响最大、规模最大最繁琐的应当属于过分利得税，即对进行第1类营利事业的公司资本进行所得税的征收，利得额超过资本额20%者，始为课税，实行11级超额累进税率，最低1级利得额超过资本额20%至25%者，按其超过额征收10%，最高1级为利得额超过资本额150%以上者，按其超过额征收91%；

比如劳工法，虽然在限制工时方面作用有限，但提高基本工资还是能够做到的；

比如4马分肥，从官商合营企业中拿出部分利润给予工人，以提高其消费能力。

还有许多工程也能够进1步的发展，从左念微上台开始，1927年即开始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筹建农村医疗体系。

大萧条开始之后，1930年实现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费全免，推动农村地区通水通电，立下了“1个房间1个电灯”的大目标；

1931年全面取消农业税，推出农业综合补贴，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

1932年全面推进农村低保，颁布实施农业生产法，加大农业综合补贴，增加预算支持农业和粮食生产；

1933年推动农村人口的中等职业教育并逐步实现免费，增加预算扩大农业金融和保险试点；

1934年开始对农民购买家电予以补贴。

与此同时，城市化率也有明显提升，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928年的30.2%上升至1933年的35.5，城市化带来了大量的需求。

首先是对钢铁等物资的需求，让许多重工业企业发展的比大萧条前还要快，其次是对茶叶、丝绸等商品的消费能力提高，农村和城市的消费能力都提高了，缓解了外贸型企业的困境。

但谁都知道，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政策，1934年中秋之际，正难得能够休息1天的左念微在作为总统别墅的西山别业里见到了石子任。

石子任刚刚从4川调研回来，刚回京便带着1沓子报告找到了左念微。

“这份报告主要关于农村征地问题……”

听着石子任的报告，左念微点了点头，但并未直接做出回答，而是转向了另1个问题：

“你知道我们的工业化是怎么来的吗？”

还不等对方回答，左念微便自答起来：

“在初期，国防压力是我们最直接的动力，要组建军队，就要开办教育，要修筑铁路，就要开办工厂，这些动作与清廷的洋务维新时期的区别其实并不大。”

“因而真正的变革并不起于此，而是更不起眼的地方，当然我知道你早已经注意到了，而且比我更深入的研究过这个问题。”

“实现工业化的前提是革新生产关系，我们当时所做的不过两件事，其1是主持土地改革，赎买或者没收，只是不同时期的办法而已，目的是1样的。”

“第2个则是将组织伸到基层，国会的政党纷争并不重要，将组织沉下去才重要，建立了有力的基层组织，建立了锄社，遏制了地主的发展。”

“地主阶级是阻碍工业化的，他们并没有任何的动力进行工业化，反而还会因为工业化而受害，他们依靠地租和高利贷完成了充分的剥削，这个收入是稳定的，暴利的。”

“而富农则是工业化的主要动力，但富农又是极不稳定的，他们可以选择高利贷等金融手段完成向地主的跨越，也可以通过投资工业和手工业向资产阶级跨越。”

“锄社的建立增加了富农的数量，少数不愿意加入锄社的农民很快就会因为缺乏竞争优势而在1次两次的天灾人祸中，将手中的土地再度卖给别人，而锄社就是他们售卖土地的对象，通过削弱地主和剥削0散农民，中农和富农的数量增加。”

“另外，通过基层组织控制高利贷等非法金融行为的产生，并且同时将工业的理念宣传到富农中，促使了他们投资手工业。”

“继而，工业化的进程也就开始了，大企业与重工业由政府主导，为军事服务，通过依靠中枢财政和外国贷款进行发展，而轻工业和手工业通过新兴的富农们发展，虽然仍然极不稳定，但也走上了1条还算是工业化的道路。”

“具体的危机自然也就在欧战前显露，大量的外国贷款、先军政策和政府赤字阻碍了经济和工业的继续发展，而锄社在事实上崩溃，又促使富农加快对中农的剥削，地主死灰复燃，自下而上的工业化动力也被大幅削弱。”

“但欧战的爆发扭转了这1局面，市场被打开，拉动了工业的快速发展。”

“同时，国防压力在事实上减小，军队能够抽出力量，6续镇压了1913至1916年间的几百起地主暴动，第2次土地改革就此展开，政府中阻挠我们的力量也都被分化处理，基层组织构建在那段时间基本完成，至今的工业化进程也基本由此奠定。”

“但在这过程中，剥削并没有消失，节制资本站在足够长远的角度来看，也只是权宜之计，因为他们从根源上并没有解决大资本对国家的威胁，农业方面的道理也是如此。”

“土地问题是国家的性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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