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餐结束，送别了夏洛特，冼耀文原地将身份切换到友谊公司的总经理，他要做点符合这次出差由头的事。

    话说东洋在战争时期对电影可以说是严格控制，有出格的对话，剪，演员露大腿，不管男女，剪。在严格的审查制度面前，成片还没有样本戏活泼，也没有样本戏的艺术成就，基本上只剩“天皇万岁”。

    好在1945年，那是一个夏天，东洋人民饿着肚子载歌载舞请来了太上皇，领导他们打下江山，建立了解放区，带来宽松的政治环境，电影也迎来百花齐放。

    本来按照美国大萧条时期的经验，经济艰难时期，人们喜欢进入虚幻世界寻求安慰，电影、文学应该迎来大发展，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好莱坞大赚特赚就证实了这一点。

    但这个经验在东洋却不怎么管用，战后的东洋依然保留着电影审查制度，虽不再追究藐视皇室之类的政治罪名，但如果有“伤风败俗”的画面还是要删的。

    搞艺术创作的人都有一个通病，身体和脑子都容易发热，一发热就喜欢跟衣服较劲，不是脱就是撕，不然就是剪，特别是电影，有声音又有画面，若是不好好审查，那一定会是不堪入目、不堪入耳。

    当然也有例外，好莱坞的艺术创作者个个都是道德标兵，三省吾身是日常，所以凡是美国电影在东洋都是免审产品，只有少数艺术探索影片留在内部批判观看之外，其他的直接送入电影院上映。

    好莱坞的电影工业发展多年，已经有成熟的机制，东洋本土影片是万万比不上的，对映画兴行这一环节的企业来说，比较喜欢好莱坞影片，对本土影片采取审慎的态度，哪怕这一类企业基本是大片场制度企业的子企业，映画制作的企业是兄弟企业。

    [在东洋，电影叫映画，制作、配给、兴行分别对应制作、发行、院线（上映）。]

    比如非常知名的东宝会社，东宝兴行不怎么买东宝制作的账，要不是母公司压着，压根不想上映东宝制作的影片，就是不情不愿地上映，也不会给出好档期。

    这就导致东宝制作陷入亏损，对投资拍片更为谨慎，缩减了拍片数量，进而开工不足，六七千职工的生计成了问题，正所谓哪里有对薪资不满的人群，哪里就会出现工会，日共控制的工会闻着味哼着《国际歌》来了。

    串联、组织、明确斗争纲领，只不过几天时间，一支人数达到5600人的东宝突击队建立，这是一支起义部队，也是一支不平凡的部队，可以称为特种部队中的特种部队。

    突击队自打建立，就搞了一次抗议，见没什么效果，又搞了一次罢工，因为罢工领导者之一是三船敏郎，影迷众多，罢工游行之时不少吃瓜群众围观，影响极其恶劣，东洋政府自然不能容忍这种引发社会动荡的行为，所以，在屡劝不听的情况下，悍然出动警察进行镇压。

    面对镇压，突击队临危不惧，有条不紊地退入东宝制作所，占据有利地形和警察对峙，并在制作所内挖掘四通八达的战壕，关键地点设置路障，铁丝网围得密如蛛网，警察发起几次试探性的冲锋，都被打得抱头鼠窜。

    说到东京警视厅的警察，大多为战后招募，来源以平民为主，为战争服务过，有过从军经验和军事训练的凤毛麟角，且被美军解除了武装，没刀没枪，只有一根警棍。

    而反观突击队，拥有三百多名上过战场的退伍兵，当中一半人隶属于驻扎在华北地区的部队服役，与八路军为主的抗日力量作战多年，比如原63师团机枪手，战后写作《陆军步兵漫话》的斋藤邦雄，就是其中之一。

    斋藤邦雄1941年被征兵，不但在据点和讨伐中与八路军真刀真枪地交过手，而且一度担任旅团情报室干事，专门负责对八路军的情报工作。

    这下子可热闹了，他整天阅读《实践论》、《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法》、反战同盟宣传和八路军的国际形势分析，斋藤竟然是越看越觉得有道理，据说，曾干过私放八路军情报员的事。

    放没放过不是重点，关键是跟他一样懂游击战的人在突击队里不在少数，纸老虎警察又岂是他们的对手。可正当斗争陷入白热化，突击队内部自己闹矛盾了，有点文化的温和派站出来喊话：就算经营层都是王八蛋，我们也不能做流贼玩打砸抢啊。

    那怎么办？

    我们走，离开这片腐朽之地，去希望的田野上建立我们当家作主的新政权，于是，1947年，在大D同志的领导下，新东宝映画制作所成立，一年后正式改号新东宝股份有限公司。

    新东宝说是中立，却是给了突击队致命一击，东宝的制作机能正因突击队而瘫痪，独立的新东宝苦于没有自己的配给渠道，双方一拍即合，新东宝制作、东宝配给的合作方式达成。

    如此一来，突击队对东宝失去作用，东宝大手一挥，开除所有突击队的成员。突击队的头头见罢工罢出这么个结果，也只好解散突击队，大家自己找饭辙去。

    东宝和新东宝合作了一年后，内部要求恢复独立制作的呼声高涨，在去年的一次临时董事会议上，原社长被解职，主张独立制作的新社长上位。当东宝找到新东宝，提出修改双方的合作协议，新东宝却是直接宣布以后制作的影片不再交给东宝，而是改由自己独立发行。

    双方打了一场官司，东宝要回了八部已经付过制作费的影片，在不是太友好的氛围里分道扬镳。

    自此，东洋的电影配给市场热闹起来，二战之前，大致的格局是东宝和松竹双雄对峙，好莱坞公司见缝插针，战争期间，增加了大映，变成三足鼎立，好莱坞公司撤出，战后，增加了东映，好莱坞公司回归，同时也冒出不少小配给公司，市场变成百花齐放。

    如今又多了一个实力不俗的新东宝，竞争变得异常激烈。

    冼耀文构思的独立制片人的战略，想要做到完美执行，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友谊影业拥有广袤的发行渠道，有能力将影片发行到其他电影公司能进入的票仓，如果能开拓出新票仓那就更佳。

    相对北美、欧洲票仓，东洋票仓不值一提，电影票的售价与香港相当，平均售价不过65円，折合1港币，且海外发行成本高于本埠发行。但东洋在儒家文化的辐射范围内，不存在太大的文化隔阂，容易接受香港电影，且有八千万人口，潜力如此巨大的票仓，由不得冼耀文不重视。

    东宝和松竹两间公司历史悠久，实力强劲，内部关系错综复杂，尚处于蹒跚学步阶段的友谊影业在两者面前很难平等对话，冼耀文倒不介意仰人鼻息，只是“不平等”合约一旦签订，想改就要付出较大代价，不如先不去招惹。

    再说大映，全称大东洋映画，是战时东洋政府强行进行小企业统合而成的一间国策公司。

    所谓国策公司，字面上已经表达出它的含义，政府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强行推动建立，并在经营过程中会指手画脚的企业就是国策公司，私企，非国企，股东的权利受到一定的限制，一些决策需要政府点头。

    影片发行是小事，文化侵袭可是大事，对美国影片束手无策，一些人心中早就憋着一团火，香港影片自己跑上门触霉头，那就别走了，留下来让我们好好揉捏。

    东洋神话里八岐可是一条蛇，蛟一般的存在，蛟就是兴云雨、发洪水的龙，这么着，先找“一条龙”来服务，夹道欢迎、八爪横行、墨汁四溢、倾囊相授、穿戴整齐、道貌岸然，啊，这个这个，高野君，这个事情不好办呐。

    不好办，那只好再去找一条龙……

    重复再重复，把龙找个遍，也未必能把事情办下来。

    找大映绝对不是好选择。

    再说东映，这间公司的实力说不上有多强，但它的历史同样悠久，要追溯它的历史，可以追到东洋资本主义之父涩泽荣一的身上。

    1915年，东京市长尾崎行雄找到涩泽荣一，要搞一个田园都市的项目，为了搞这个项目，涩泽荣一成立了地产部门、铁路部门，盖房子修铁路的有了，盖好房子又该怎么吸引人去住呢？

    这又不得不搞配套，医疗、教育、购物、休闲等等，而东映就是休闲配套中的一环，自身实力不是太强，但上面有老人啊。田园都市项目倾向于公益，股东都是当年钱赚够了，想捞点名声的大商人，几乎东京所有的牛逼姓氏都能在股东名单里找到。

    若是找东映合作，想占它便宜的时候，就问怕不怕对方拿出厚厚的一本族谱；要说吃点亏，趁机跟股东搭上关系，那只能是痴心妄想，十八级的子公司，又有哪个股东吃不饱了撑着直接关心它的业务。

    找东映也不是好选择。

    思来想去，最合适的还是新东宝，首先它的前身是“十人旗会”，成员包括大河内传次郎、长谷川一夫、黑川弥太郎、入江多佳子、藤田进、花井兰子、山田五十铃、原节子、山根寿子、高峰秀子，都是正当红的演员，他们十个人带着一百多个志同道合者建立了新东宝的草台班子，同时利用人脉关系，邀请了佐生正三郎担任社长，并邀请乐园体育场、东宝参股。

    纵观佐生正三郎的履历，可以说相当丰富，在战前曾担任环球影业、派拉蒙影业的经理，负责在东洋发行好莱坞影片，后来又先后在映画九社、大战映画、东宝任职，有“配给之神”之称，是玩发行的好手。

    管理上有大才，制作上有一众具备票房号召力的演员，新东宝虽稚嫩，却是实力不俗。

    再说股东乐园体育场，这是一家在东京和大阪证交所同时上市的企业，老子是三井不动产，爷爷是战后重组的三井财团，用发展的眼光看，这家公司将来会改名为“东京巨蛋”，实力没得说。

    不过乐园体育场现在的社长是田边宗英，也叫田边五四三，他有几个兄弟，个个都是精英人物，其中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小林一三。

    小林一三是何许人也，那就有来头了，按东洋人的大部分常识，说起东映首先会联想到的公司之一就是东宝，小林一三就是东宝的创始人。创立东宝之前，小林一三并不玩电影，而是在大阪玩铁路，他经营的阪急电铁相当成功。

    日俄战争后，东洋欠了一屁股债，田园都市的股东们日子不太好过，他们就开始看重田园都市的盈利，这不，一改原来玩着干的风格，要找个高人把项目很好地运行起来，找的这个高人就是小林一三。

    田园都市的项目并不好做，小林一三又要大阪、东京两头跑，干了一段时间，他就拍屁股走人不干了，但在他管理田园都市项目的期间，经手了东映的建立。

    就这么绕来绕去，东宝其实掌握着成立初始的新东宝很大的话语权，蜜月期一过，新东宝积极邀请其他人参股，以削弱东宝的话语权，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恰好，换了新社长的东宝对继续持有新东宝股份的态度有点暧昧，自分道扬镳后，已经分两次出售了部分股份，如今持有的股份不足20%。

    冼耀文坐在车里，翻看着新东宝的资料，对这家公司的评价并不是太好。

    新东宝的核心是十人旗会，可以视为一家合伙制的企业，但合伙人全部是技术人才，并非管理人才，电影说起来是门艺术，搞艺术的大差不差都是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的花在新东宝一栽下，会让整个公司充满艺术和浪漫气息，对搞电影艺术的人来说如鱼得水，但说到商业，只能是糟糕透顶。

    艺术和卖座从来是背道而驰，虽说文艺片并非没有相当卖座的，但那是99%的文艺加上1%的商业把控，而1%的商业把控往往比99%的文艺更加重要。

    这属于点石成金的本事，不是次次都能成功，一般来说，99%都会失败。

    一帮搞艺术的掌握话语权的公司，要是能发展壮大，那是对商业精英最赤裸的嘲讽，二哈坐到大班椅上也能汪出一家千亿级别的企业，假如抬腿再来泡尿，没说的，直接飙到万亿。

    但凡新东宝不把十人旗会的成员全踢出局，擦掉初心重新编一个，这家公司的寿命不可能太长。

    短期来说，观众没有其他影音型娱乐可以替代电影，出于自我保护机制，潜意识会压制鉴赏能力的提高，新东宝还能吃上饭。等东洋进入电视时代，观众有了其他选择，电影行业肯定会哀鸿一片，新东宝将会首当其冲迎来难以为继的局面。

    正因为不看好新东宝的将来，冼耀文对持股的兴趣不大，但他又打算意思意思收购新东宝一两个点的股份，让友谊影业成为新东宝的股东。

    之所以有如此打算，他还是出于发行上的考量，一旦友谊影业将大量港片发行到东洋，“文化入侵”是避不开的一道坎，为了拖延“有识之士”跳出来唧唧歪歪，友谊影业会制作专供东洋票仓的特片——镜头大量在东洋取景，配角采用东洋演员，接着是女主角、男主角，甚至全部人马都是东洋人，港片国际化又针对目标市场本土化。

    为了便捷、优惠的借用演员，持有一定股份，在董事会有发言权，是相当有必要的。

    比如原节子，冼耀文已经有打算以她的真实经历和西施的故事为内核，再融合一点斯巴达王后海伦（特洛伊战争）的故事线条，构思一个为国为民忍辱负重以身饲魔的故事，背景架空，正面角色说日语，反面角色说美式英语。

    这样的一部影片，相信在东洋一定能取得不错的票房，如果控制好上映时间，在美国的票房也不会差，而且影片在发行时，会有好心人站出来不求回报地帮忙，姑且就称呼好心人为“民主党”。

    “先生，到了。”

    冼耀文还在构思各种方案时，车已经停在世田谷区新东宝办公楼不远处。听到戚龙雀的提醒，他抬头往前看了一眼，只见几个高中生打扮的女孩正齐齐望向一扇大门，仿佛在期待什么出现。

    “这时候就有追星族了？”

    腹内嘀咕一声，冼耀文推开车门，从车厢钻出，等龙学美从另一边下车，来到他身前，他迈步往前走去。

    擦着女高生而过，走进她们翘首以盼的大门。

    其中一个女高中生看见冼耀文的身影，眼中露出一丝不敢置信的神情，多看了几眼反复确认，她举起手，脱口而出，“三浦……”

    话音刚出，她的视线里已经失去冼耀文的身影，剩下的话只能憋回去。

    进入办公楼的冼耀文两人迎面遇到迎接他们的人，一共三个人，站在中间C位的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精神饱满的中年人，双方目光交汇，互相迈步来到中线。

    双方相对而站时，中年人鞠躬用英语说道：“我是新东宝的社长佐生正三郎，欢迎冼社长莅临新东宝。”

    “佐生社长你好，我是香港友谊影业的总经理冼耀文。”冼耀文微微颔首，同样用英语说道。

    他一早就委托帝国饭店前台的一名工作人员于昨天下午致电新东宝，他有向工作人员交代自己的身份，但并未交代过自己会日语，自上次入住饭店，前台工作人员默认对他说英语开始，他和饭店工作人员的交流一律说英语。

    “不会日语”有个好处，容易碰到饭店工作人员在他面前肆无忌惮用日语“加密”交流，事实上，他已经听到一些对他有点用的信息，也听过一个有妇之夫和有夫之妇的私情八卦。

    佐生正三郎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冼社长，这边请。”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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