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没有入仕的举子，如果只是一个人发出声音，对朝堂上的事情几乎不会产生多少影响。

    但是他们聚集起来发出的声音，别说朝堂上的官员要注意，就连朱由检这个皇帝，都要关注一二。

    作为这件事的推动者，朱由检为了把事情控制在自己掌握的范围内，也为了促进报纸的销量、增加报纸的影响力，吩咐京报推出增刊——

    在原本的四版报纸之外，又增设了四个版面。专门讨论恩科设立、增设县官的事情，让在京的举子的发表意见。

    这让京城举子的言论，顿时找到了汇聚地。他们纷纷踊跃发表文章，表示对恩科的支持，赞成增设县官。

    文章之多，甚至连增加的四版都刊登不过来。以至于朱由检只能下令，把增刊再增四版，刊载这些文章。

    得益于吕祥对印刷技术的改进，这样做增加的成本并不多，所以报纸的售价也没提高，仍旧以原价出售，吸引更多的人购买。

    “《周礼》曰：若国有大故，则致万民于王门。”

    可以说，朱由检策划的用士子舆论影响朝堂决策的事情，不但让增设县官事情的成为定局，还让报纸的影响力，深入官场民间。

    虽然只是有关副榜的细枝末节，但是却代表了一种可能：

    朝廷能召集民众，商议大政方针。

    这些人几乎都知道，《京报》不但是皇帝让内府监办的，有些评论员的文章，甚至隐藏着皇帝的意图。想把握朝堂上的风向，这份报不可不看。

    只是目前太仆寺对驿站的整合还没结束，信件难以送到京城之外。这项规划中的业务，还没有全面展开。

    但是他的心里，对钱谦益是很警惕的。觉得对这个人以后要多注意点，免得他搞出什么乱七八糟的新理论，遗祸后世之人。

    在皇帝提点内府监可以和太仆寺合办邮递公司后，内府监已经把原本各个报房的送报人聚集起来，合资成立京城邮递公司。目前专门负责送报，并且做一些跑腿的工作。

    在钱谦益做出表态后，东林党的官员，基本不会反对。其余被朱由检留用的阉党官员、以及新起复的中立派官员，也不可能坚决反对这一点。

    但是太仆寺卿秦士文，已经看到了邮递业务的前景，也看到了太仆寺在这个行业的优势。已经打算在各地成立类似的公司，负责信件邮递、邮运物品等等。

    这些人在免费发行的增刊上，掀起一场大辩论。虽然没有稿费，他们也乐此不疲。

    这个门牌号，也是卫尉署的功劳。在京城各个大街小巷的名字完全确定后，他们根据房屋，为各家订上了门牌号。并且登记户口、重新发放户口簿，确定常住人员和临时居住人员。

    毕竟这不是花他们的钱，内府监也称得上朝廷机构，执掌者更是皇帝面前的红人，他们当然要卖面子，花钱订阅支持。

    所以在朱由检看来，廷议的结果基本能够确定了。他现在关注的是，报纸上的杂音。

    “陛下是想从举人开始，重新让万民集议。”

    但是也有人欢欣鼓舞，负责重制礼乐的刘宗周，就是其中一员：

    “国人大会，这就是大明的国人大会啊！”

    刘宗周在琢磨周朝的制度，为大明重制礼乐。所以他看到举人集议这件事，便想到了周朝的国人大会。认为皇帝要把这项权力，重新还给民众。

    朝廷会参考集议结果，制定相关政策。每个举人都有神圣的一票，让他们慎重选择。

    这件事成果如何暂不好说，但是在京城的报纸订阅服务推出后，很快受到了欢迎。

    但是其他官员，就不是这个想法了。他们想到以后举人等士民有参政议政的权力，便把眉头紧皱。认为这样做颠倒纲常，让士民难以管教。官员说一不二的权力，会受到严重侵犯。

    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这时公然反对。

    所以大部分官员的态度，已经转向支持增加县官。

    现在，他就在催着太仆寺的官员，把邮递公司的章程定下来，吸引各地商人，在当地开办分公司。

    官员则是觉得，自己若反对的话，说不定就会有举人聚集在家门口，让自己出不了门。

    “或者说他的性格中有投机取巧的因素，已经深入骨髓！”

    这个决定，让京城所有举子欢呼雀跃，也让官员震动。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皇帝竟然把决策的事情，交给所有举人。

    尤其是京城各个衙门，在内府监掌印太监王承恩的明示下，几乎都拨出经费，订阅报纸提供给衙门官吏。

    这个异议，首先是参加明法科和明算科举子提出的，他们认为进士科的副榜允许参加恩科，明法科和明算科的副榜却没规定，有些苛待他们。

    只要有稳定发行的《京报》存在，其它的报刊就能在上面打广告，然后逐步推出。根据销量和内容，发行旬刊、月刊。

    同时，为了减少支出，增刊上发表的文章，不会给作者发放稿费。惟有一些质量特别好的文章、被选在正刊上发表的，才能拿到稿费。

    这种说法，很合那些贫困举人的胃口，他们纷纷发表文章，表示对钱谦益的支持。

    所以他们纷纷上疏，激烈反对这件事。而且引经据典，说明这件事情的不合理。

    这让他如何不欢欣鼓舞，认为皇帝是圣君。

    但是他们的奏疏，根本不用朱由检去反驳。刘宗周这个重制礼乐的负责人，就把他们按了下去。

    这就是有名的国人暴动和共和行政，史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

    知道钱谦益的这篇文章是在支持自己，也能迷惑到一些人，朱由检没有阻止文章的发行，还安排撰稿人根据这点讨论。

    皇帝特意让祖上三代白身的举人参加恩科，就是为了减少贫困士人，增加小康家庭。

    “这家伙真有意思，总能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

    为了进一步显示自己对舆论的重视，增加报纸的影响力。朱由检在看到有关副榜的事情争论越来越大后，他让人刊登了一条消息，决定让所有应试的举子，举行一次集议。

    这些举子的言论，很快就通过报纸的传播，被京城的官员、民众看到，进而影响到他们。

    这件事情主要是为了配合锦衣卫工作，揪出京城可能存在的建虏间谍。但是在客观上方便了邮递业务，京报集团的报纸，可以根据门牌号，直接送到家里面。

    民众是觉得举子说得正确，这么多人支持的事情，还是皇帝陛下提出的，不可能有什么错。

    在他们的带动下，京城的官员和有钱人家，几乎都订阅了报纸。

    这些人的态度，很快就反馈在报纸上。钱谦益发表了一篇文章，表示对增设恩科、增加县官的支持。

    当官为朝廷效力，就是恒业的一种。朝廷录用的士人越多，有恒业的人就越多，世上会有更多的小康家庭，脱离贫困境地。

    在对增设县官的一片支持中，有些举子对恩科的具体设置上，提出一些异议。

    这件事在一些举人之中，开始引发了争论。进士科副榜要不要直接授予教职，明法科和明算科副榜要不要赐予出身，都是举子关注的问题。

    顺着这个形势，京报集团推出了订阅服务。可以让有钱的人家，一次订购一年。京报集团会根据他们的门牌号，直接把报纸送过去。

    由此一些人提出，恩科的明经科进士、明书科进士，和明法科进士、明算科进士没有区别，所谓的赐明经出身、赐明书出身，其实就是明经科和明书科的副榜。

    他们从不断增加的增刊中，已经看到了士子对这件事的表态。

    他们的这些言论，启发了其他举人。在会试结果出来之前，他们都有可登上副榜的可能，所以他们提出，进士科副榜的举人，应该按以前惯例直接授予教职，不用参加恩科。

    这样的文章很少，但是京城的举子，现在对稿费大多不在意。他们欣喜的是自己的文章能被免费印刷，让自己的意见传扬出去。

    尤其是一些高级官员，为了能早早看上报，也纷纷花钱订阅，看报纸上的消息——

    尤其是听说增刊的事情是皇帝下的命令后，他们更是认为皇帝在支持他们。更加踊跃地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表示对增设县官的支持。

    凭借遍布全国的驿站渠道，以及统管邮政事务的职权，太仆寺能在各地的邮递公司中占据一半的股份。将来每年获得的分红，就能让太仆寺成为最有钱的衙门之一。驿站不仅不会赔钱，反而能挣钱财。

    周朝时期的国人，有参政议政、参与诉讼等权力。周厉王的时候，禁止国人诽谤他的政策，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京城的民众，免费看到了一场大戏。看着那些平时高高在上的举人，在报纸上争论不说，甚至在现实中辩论。他们纷纷觉得大开眼界，满足了心中的好奇心。

    《京报》的发行数量，也是一增再增，从原本的几千份到几万份不等，稳定在五万份左右。京城大部分人家，已经都有购买。甚至有家庭不止买一份，识字的读书人都要看。

    这次集议，就讨论有关副榜的事情。由各方阐述观点，再让举子选择。鸿胪寺官员见证，计票确定结果。

    朱由检看着这些，却是哭笑不得。因为官员虽然能说是恒产者，但是他们的财富，却不是自己创造的。而是朝廷从创造财富的人那里征收，然后发放给他们。

    单是这些客户，就能让《京报》每期至少卖出一万份，喜得王承恩整日乐呵呵的，知道京报集团算是稳了下来——

    在看到很多官员赞同增设县官后，众多举子的目光，开始转向这这点——

    这个说法，一些举人赞同，一些举人却觉得不妥。认为皇帝设立明经和明书出身就是为了选拔教职官员，还特意允许副榜举人参与。他们这个提议，实在贪得无厌。

    这个说法，引来很多参加明法科和明算科的举子认同。在结果没有出来前，他们都有登上副榜的可能。既然有机会当官，当然要积极参与。

    各大酒楼、客栈、茶坊，见此也纷纷订阅了，以便吸引客人。

    邮递公司内部，已经规划着按皇帝的指示，在各个街道设置邮筒、发行邮票，开展信件邮递业务。

    他的这篇文章，根基是之前提出的恒产论。认为让士人有恒产，能够坚定士人的恒心，朝廷应大力支持，让更多的士人有恒产、有恒业。

    所以他们提出，要允许明法科和明算科的副榜参加恩科，或者干脆赐予明法或明算出身。

    然后镐京的国人集结起来，驱逐了周厉王。召公与周公代行王政，并改称年号为共和，史称“周召共和”。

    这样的人越多，民众的负担越重。所以官员的数量，是不可能无限增长的。不可能靠着这个途径，让士人都有恒产。钱谦益的文章，根本就是歪理：

    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争夺胜利果实，想要让朝廷的决策，更加有利自己。

    既然如此，明法科和明算科的副榜，怎么就不能赐出身呢？

    县级官员里的法官、主簿职位，正适合他们担任。

    这对朝堂决策，必然产生冲击。大明所有官员，都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这位儒学宗师，在被朱由检拜为帝师后，几乎确定成为当世儒学第一人。他的观点，就是儒家的正统解释，其他人想要驳倒他，要付出成倍的努力。

    刘宗周拿国人大会举例，说明皇帝这样做符合周礼。如今大明要重制礼乐，不能拘泥于以前的制度，要参考周礼，用心揣摩圣贤留下的用意。

    在他支持之下，举人集议的事情，毫无疑问地获得通过。朱由检选择在放榜之前，召集举人在贡院中集议。(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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