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专门统计过，如今全大明的生员，高达58万之多。

其中浙江、南直隶的生员，更是达到46万的恐怖数字。

“数量如此庞大的生员，最终能够做官的，又有几人？”

云逍看着众多士子，联想到《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不由得感慨万千。

后世形容高考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大明的科举，比高考又何止严酷百倍？

范进中举后疯掉，被世人人嘲笑。

可真正处于这种环境，又有几人笑得出来？

且不说别人，在场的顾炎武、陈子龙等人，以及这次没来的黄宗羲，个个都是名留千古的奇才。

可他们全都科举落榜，难以进入仕途。

顾炎武的好友归庄，正是因为屡考不中，最终年纪轻轻就抑郁而终。

顾炎武等人因为身逢乱世，最终绽放出各自的光华，为后人所知。

那数十万生员呢？

生员们看不到前途，整天又无所事事。

受聘当教书先生、师爷、医者，这些都还遵循孔孟之道，保持着士人的傲然风骨。

然而多数人却是沦为贪官污吏、富绅豪强的帮忙、帮闲，甚至是帮凶。

自己成为祸害一方的地痞恶霸，也是十分常见。

江南赫赫有名的蓝袍大王了解一下？

因为生员（主要指秀才）穿蓝袍，戴方巾，蓝袍，就是秀才的身份象征。

此时，江南的秀才们经常靠着打官司赚钱，其一呼则数十成群，经常多人出动，强府县以理处法外不可从之事。

秀才有功名在身，官府很难追责，拿他们没有办法，于是“蓝袍大王”之号兴。

甚至百姓在打架斗殴的时候，经常用“我雇秀才打你”来威胁别人。

“生员成为危害地方的毒瘤，根源在于朝廷对基层管控削弱，只能任由他们胡作作为。”

“生员问题，不仅只是他们是地方‘三大害’之一，同时也是我大明巨大的人才浪费。”

“十年寒窗苦读，最终却对国家没有任何用处，反倒成了国家的祸患，国家之不幸，更是生员们的大不幸！”

云逍说着说着，痛心疾首。

对于那些为非作歹的生员，顾炎武等士子既是痛恨，又是惋惜。

“县之下设置乡，不光解决了相当一部分生员的出路，还让大明的读书人有了为国为民效力的机会，可谓是两全其美，利国利民，云真人为朝廷，也为地方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李标捋着胡须，连声赞叹。

陈子龙等人满心都是敬佩。

原来云真人在去年统计生员状况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解决生员问题的办法！

未雨绸缪，老成谋国。

生员这一顽疾解决了，还充分利用了废物……人才，实了地方行政力量。

简直是神来之笔！

“事情不会那么简单。”

云逍一点都没飘。

很多生员自恃身份，不屑于自降身份去乡里任职。

另外大多数生员都是读书读坏了脑子，除了读书，啥事都不会……说的是大明生员，才不是后世的某些宝宝。

还有很多生员此时已经坏透了，把他们弄到乡公所，反倒给他们创造了欺压小民的机会。

不过也不要紧，凡事都会有一个过程。

朝廷政策上进行引导，再出台一系列的激励措施，再加上理念的不断改变，迟早会引到正道上来。

云逍继续说道：“乡级的行政机构，采取官治，而村级，则是实行自治。”

官府管理延伸到村一级，这不可能实现。

并且云逍也不希望，官府把百姓当牛羊一样约束着。

蹲地吃饭要罚款，家中碗筷不洗要罚款，庭院做饭要办证……云真人能办这事？

怎么自治？

很简单，乡约制度！

由地方乡绅、族人、乡民，自发组织成乡约。

城市取坊里相近者，或一村，或一族为一约。

由乡民推举德高望重之人，来担任约正、约副。

村民自愿入约，接受乡约的约束，承担相应的义务和接受约正的惩戒。

每月定期召开一次全约会议。

除了宣讲律法、道德之外，公开各人的善恶实迹，并分别记录在劝善薄和纠恶薄之内。

同约成员凡有危险疑难之处，皆须由约正及其同约成员一同帮助解决，不能坐视不管，否则罪坐约正等人。

另外有斗殴等民事纠纷，也要由约正出面调解。

不遵守约正裁决并且屡教不改者，约正率领同约成员报告官府处置。

大明的乡村自治，是不是很完美？

其实这并非是云逍的首创，前人提出了相关的理论，并做出过很多尝试。

乡约制度起源于宋朝。

万历年间，吕坤撰写了《乡甲约》一书，将乡约和保甲纳入了同一个组织综合治理。

王守仁的《南赣乡约》，刘宗周的《乡保事宜》，都是关于乡约制度的。

只可惜这些乡约制度只在少数州县实行，没能在全国予以推广。

不过由此可以看出，大明的政治环境，绝非是后来螨清污蔑的那样暗无天日。

大明到中后期，基层的政治其实十分开明。

嘉靖年间的泰州学派弟子、一代大侠何心隐，主张打破社会等级，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

何心隐认为大明已经烂透了，决定自己搞一个，于是在家乡成立了一个叫聚合堂的自治机构。

聚合堂将全村的人进行合族居住。

不只是简单的住在一起，老人放在一起奉养，幼儿放在一起养育，少年放在一起读书，妇女放在一起纺织，男丁放在一起耕种。

所有的财产，包括田产充公，集体吃饭，集体住宿，税收以全村为单位缴纳。

（后来何心隐因为公然武力抗税，加上闹得太出圈，被张居正当做白.莲教给杀了。）

由聚合堂能想到什么？

连这都能在大明出现，可见大明的政治生态。

也正是有这样的政治土壤，才会出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这样的思想家。

如果不是螨清入关，假以时日，大明的乡村会普遍实行‘民治’（真正意义上的民治，不是宗族管理的那一套）。

后来螨清倒是推行了乡约制度。

只不过是阉割版的，主要用于宣讲圣谕，愚弄百姓，与‘民治’、‘众治’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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