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日军为了这次的“武安作战”，调集了五万的纯日军（没有伪军）大军，物资补给自然是海量的。又由于这次的行动，是华北方面军直辖部队和第十二军两支部队的行动，所以在物资的调集方面，方面军直辖部队和十二军有各自的后勤部门负责。

  调集物资虽然是由各自后勤部门负责，但物资的来源却都是华北方面军。各军为了保证自己部队的物资充足，也都花了不少心思。山东的第十二军，在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少将的建议下，司令官饭田贞固中将决定利用这次作战机会，为自己的十二军也囤积一些物资军火。

  出于这种小心思，从天津往邢台调集物资时，十二军后勤部门便以各种理由和借口，硬是将原本要拨付给驻蒙军的一部分军火物资（包括调集给骑兵第一集团一个战车中队的十三辆坦克和四十辆汽车）抢到了自己手里，并运到了邢台，准备等“武安作战”结束后随回撤的队伍一起运回济南。

  因此，整个邢台车站站台仓库里，堆放存集的军火物资根本不是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估计的数字，而是要多出不少，其中九五式、九七式坦克战车就达三十多辆，这其中自然包括了十二军抢来的十三辆坦克战车。

  可惜，现在这些东西全部都已经成为了孙义成的囊中之物，包括海量的武器弹药、粮秣药品、油料补给。看着三十多辆坦克战车和汽车，孙义成都在想自己是不是回去以后应该成立一个战车部队了！

  离开顺德府车站回到王庄时，时间已经是六月三日凌晨三点多了，孙义成没有休息，喊醒李同江、赵志家，叫上其他警卫离开王庄，连夜赶回指挥部，他决定自己的主动出击时间要提前一点了。

  昨晚吃饭的时候孙义成跟店伙计打探过了，邢台最近根本就没有发现日军大规模调动的迹象，但他又从小岛嘴里得知日军第七独立混成旅团已经在邢台县里了。日本人做的如此隐秘，肯定在憋着一个大坏招，他必须得有所防范，提前进攻，打乱日本人的节奏安排，迫使其早一点暴露阴谋，已经是势在必行了。

  回到指挥部时，詹政委又返回东玉岭兵工厂忙乎去了，只有李副司令在。知道政委又在忙乎那支半自动，孙义成只能在心里叹息，心想真不该把那些东西拿出来，弄得一个军分区的政委，都快要变成兵工厂的厂长了。

  孙义成提供给政委的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完整图纸和一支成品，詹政委在操作之后爱不释手，几乎痴迷，一心想要通过自己的兵工厂将其造出来。

  这款后世中国军工企业制造最多，使用最广的单兵武器，据说生产量超过了一千万支，六十七年代连基层的民兵都是人手一支，其使用的7.62X39mm弹药，更是达到了数十亿发。现在孙义成空间里面这种武器的价格就相当便宜，之所以没有拿出来，是孙义成考虑到这种武器的先进性，还没有一个合适的理由。

  上次将制造图纸拿给詹政委，孙义成未尝没有让政委试一试的心思，万一制造出来了，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从空间店铺购买，然后冠以自己兵工厂的名义就好。现在詹政委一心扑在这件事上，让孙义成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

  想到后世海量的五六半，孙义成不得不想起和五六半同时代的，同样被大量生产制造出来而在后来闲置的六七式木柄手榴弹和四〇式火箭筒。

  在备战时期，中国大规模生产的六七式木柄手榴弹，其数量之多令人难以计数，据说可以装满五万辆火车皮。根据当时的要求，每个中国公民都可以分到四颗手榴弹，而军人则分到四十颗，这种手榴弹的总储量估计超过二十亿颗。

  至于四〇式火箭筒，单单六九式四〇火当时就生产了数百万具，除装备解放军外还曾大量出口外援至阿富汗、柬埔寨、伊朗、缅甸、巴基斯坦、泰国、越南等国，被称为“穷人手里的大炮”、“游击队神器”。

  除了这些武器装备，五六班用轻机枪，生产量也达到了近百万挺，其优良的性能一直到了孙义成离开时候仍然有预备役部队在使用。

  这些武器装备，随着新一代武器装备的研究生产制造，除了少量被用来出口，或者拿出来给军训的学生过过瘾之外，大部分都被封存起来，并没有被销毁处理。

  孙义成的空间店铺里面，这几种装备的价格都非常便宜，一个日军士兵就可以兑换到一支五六半自动步枪，六七式木柄手榴弹可以兑换到十枚，四〇火和机枪要稍微贵些，但也不过三个日本兵九能兑换一具（挺），子弹更是一个日军可以兑换到一百五十发。

  孙义成在等，等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军援重庆政府时，他就可以将这些武器拿出来，装备自己的部队。空间仓库里面虽然有美国人的加兰德半自动，但该枪整体偏长偏重，并不是非常适合亚洲人使用。算算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时间也不是太久，还有一年时间而已。

  有些水，言归正传。

  没有叫人打扰东玉岭兵工厂的詹政委，孙义成只找来了李副司令，两个人就提前发起进攻的事情进行了一番交流。

  孙义成当然不会说自己去了邢台察觉到了日军的反常，只是告诉李副司令，情报显示邢台日军有大阴谋，如果等日军发起进攻以后自己这边再反击，万一日军安排了飞机先来轰炸，根据地的老百姓岂不是要吃大亏，自己这些人几年的工作不是白做了。

  经过再一次的商讨，二人统一了意见，随即将计划用电报发给了政委，征求政委的意见。可能是孙义成在电报里将日军进攻后的残酷说的多了一些，也可能是政委也觉得提前发起行动确实能够打乱日军的部署，三人最终达成了共识，六分区部队提前四天，也就是在五月六日发动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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