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洪武年间，西南地区就已经有了社学。

　　只不过设立之后，也并没有太过重视，只是一些迁徙于此的汉民子女入学读书，大部分人为的也就是脱离边陲之地。

　　而今，朱由校亲征大捷，不仅在处置尾大不掉的众土司，也要鼓励当地土民与汉人一起读书。

　　这第一条谕令，就是针对其它地区等待补缺的进士、监生等有功名的士子。

　　很多人拿到功名以后，都要等待很多年才能补缺，甚至有青年进士及第，暮年才得以补缺，为一任县令的例子。

　　这道谕令一出，直接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很多士子心目中，西南、辽东，是两个尽可能敬而远之的地方，一个就是这两处的不确定性。

　　各种矛盾与文武争斗，导致西南局势愈发危、乱，绝不是一次大胜，就能彻底宣定的。

　　这些谕令短期可能看不出太大效果，但朱由校深信，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之举。

　　天下间永远也不缺当官的人，为了能谋个一官半职，他们能做出很多常人难以想象之事。

　　朱由校鼓励在西南讲学，教化土著，头几年对很多人来说，是个契机。

　　身有功名，于西南各省讲学二载以后出来的，朝廷必定补缺。这种明文规定一出，很多自诩满腹经纶，却无处报国的士子们，都是激动。

　　西南贫穷、落后，土著又与汉人有着深深的矛盾，很多人就陷入关乎人生道路的抉择。

　　是继续等待一眼看不到尽头的补缺，还是一咬牙、一跺脚，去西南讲学两年，出来在为官一方？

　　谁知道两年之后，这种政策还会不会继续，过了这村，可就不一定还有这店了…

　　朱由校将这个问题，抛给了天下间的士子，对朝廷来说，这道政策是一举多得。

　　既能让很多没有治理经验的士子，到西南历练一番，选出贤能之士，报效朝廷。

　　也可以弱化地方上士子的力量，把一些吃饱了撑着没事干的读书人，弄到西南边陲之地，去干些实事。

　　奢安之乱在天启元年被平定，针对四川、贵州各省，朱由校将三十余家大土司尽数革除，并在他们的土司上，设立州府，委派流官治理。

　　永宁宣抚司并入叙州府后，四川境内再无比较大的土司，在朱燮元、候良柱的推动下，改土归流大抵会在今年完成。

　　对于形势比较复杂的贵州，朱由校几经斟酌，终于班师途中再下谕令。

　　其一，贵州宣慰司改为水西宣慰司，革去宣慰使一职，名义上保留宣慰司建制，却已彻底改为流官治理。

　　其二，夺取素与安氏互通有无的几家大土司大半土地，设县十二处，各隶州、府。

　　尽量让贵州境内的大土司，也一个个的消失。

　　其三，此次叛乱，东川土司禄千钟等十余家并没有帮助叛军，却也对朝廷征召推三阻四，阳奉阴违。

　　针对于此，朝廷将剥夺东川、宽甸等土司十二马头土地，设开州，隶贵州府。

　　并且对这十余家土司，进一步严格限制营寨数量与土兵人数。

　　其四，征召大批当地民勇，沿河筑城三十六所，置三新卫，招募新军，委派此回平叛有功将领镇守。

　　若有心之人从地图上看去，这三十六卫、所，围成了一张大网，几乎将整个贵州包围在内。

　　一旦再有战事，朝夕便可平定。

　　至于临时设置的四省总督鲁钦，朱由校这次也没放他回去，却是让他继续总督川、贵军务，驻于贵阳。

　　这个总督，他至少还要再做几年，直到西南地区差不多稳定了再说。

　　没有一个能力出众的人留守，走了也不放心。

　　骑在战马上，朱由校凝眸望着京师方向，旋即回首望了望身后的夕阳，将头一甩，道：

　　“回京！”

　　相较出京前，不少人稚嫩的面孔上，都有些许的坚韧。现在的朱由校，亦不再是当初那个自己。

　　伴着礼乐、鼓声，还有漫天的旌旗，数月前出京的那支兵马，带着大捷之威，凯旋回京了。

　　在京师，有更多的困难等着这位皇帝。

　　......

　　这次大胜，实际就是惨胜。

　　此回动乱，牵制了四川、贵州几乎全部的兵力，还有云南、广西诸省大部分的兵马，亦来往调动。

　　幸运的是，朱由校只用一年就平定了这场历史上足足打了十几年的战争。

　　不幸的是，几个月下来，单单战争损耗，就让日暮西山的大明朝政，几近崩溃。

　　听王朝辅汇报战争损耗，朱由校的心在滴血。

　　只有身处战争之中的人，才能知道一场如此规模的大战，对国家会起到如何的撼动。

　　众土司蓄谋已久的叛乱，不仅给川、黔的百姓带去灾难，无数人因此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对其余几省的暗中影响，也颇为深刻。

　　以云南为例，朱由校曾诏黔国公沐启元率兵助战，他却多方推诿，视若无睹。

　　其父沐昌祚也是一样，贪生怕死，紧闭府门，两人真真的父子。

　　云南都司许成名等先后大败，导致当地官军不得不继续派出兵力援川，力量锐减。

　　云南本地也有不少土司直接或间接的参与了叛乱。

　　小打小闹的，就是趁云南大军援川时，出兵劫掠地方，攻城略地，动静大一点的，还攻陷过卫城。

　　种种大事、小情，不可详述。云南虽不是战中地区，损失却也不小。

　　云南是如此，其余各省亦是如此。

　　部分云南、广西土司奉诏援川，路上发生哗变，或与明军起了冲突，大打出手，然后双方各自为战，被叛军所破。这种事情也屡见不鲜。

　　平叛后，众参战土司即开始向朝廷索要平叛之功，土地、人丁，牛马，各都是狮子大开口，极难处理。

　　土司闹起来，无论参与叛乱还是参与平叛，他们之间，都有共同的利益。

　　正是这些利益，让土司之间互通声息，奢崇明这边一乱，川、黔、贵几省一时间，几乎全遇战事。

　　只不过，这次平叛的主要战场，是在四川、贵州。

　　是时，贵州、四川方面数次传书其余各省，请求派兵增援，也有如前任四川巡抚李枟那样，贷款置办军械守城的。

　　然而其余各省亦都有不同程度的土司派叛乱，自顾不暇，哪有空余兵力援救？

　　云南巡抚闵洪学就曾给李枟回信。

　　信中都是挖苦之言，说你李枟也为我考虑下，云南也乱了，还要派兵去四川，你是想要了我老命不成。

　　简言之，这场大胜的背后，是西南各省朝廷军事力量的锐减，还有土司之间的混乱、无序。

　　自万历以来，西南各省官兵纪律松懈，几乎不堪一战。

　　土兵相对来说，虽然装备不足，却较为骁勇，万历三大征时，开了大规模征召土兵参战的先河。

　　每逢战后，又要大规模对土司进行封赏，参战土司进一步扩充了军备，吸收了不少降。

　　因此势力大涨，埋下了土司乱西南的隐患。

　　奢崇明、安邦彦，就是参与播州之役后得到万历皇帝封赏，逐步形成在四川、贵州的割据之势。

　　这次战后，朱由校在贵阳待了一阵子，以武力刻意打压土司，没有例行封赏。

　　这让一众参战土司不满，却也抑制了他们的势力增长。

　　可好景不长，很快就有官员报告，称此次平叛，阿迷州土知州普名声、安南长官司沙源等效力颇多，积极平叛，击败了许多反叛土司。

　　两人收编了众多反叛土司的溃兵，加之平叛履立功勋，威望和军力都开始不可避免地增长。

　　当然，现在两人还没有任何造反的想法，毕竟奢崇明、安邦彦就死在眼前。

　　朝廷大军迅速解决波及数省的战事，甚至引得皇帝亲征，足以说明对黔事的重视，不亚于辽事。

　　勇卫营新军的战斗力，亦让他们心惊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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