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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士绅


  北方各省,因为去年一整年的监察御史,闹腾得不行,春二月的省试更是腾笼换鸟,使得官场大变。

  根据吏部的保守估计,北方九省,除去绥远外,其余八省一府,官缺达到了四成,几乎颠覆了整个朝廷统治。

  去年、今年两拨省试,再加上提拔举人为官,才勉强稳住了地方,没有出现什么差错。

  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北方各省官场为一新,执行政令的力度也就加强。

  当然,这只是皇帝的以为,实际上对于官吏们来说,他们本以为绍武皇帝会萧规曹随,结果却来真的。

  大明制度在这,凡事就怕认真。

  由此一来,一个个自然就听话认真起来。

  减租减息之策在,北方施行顺利。

  而顺利的基础,除了官场上的刷新外,现实的基础也很重要——缺人。

  战乱、旱灾、瘟疫,导致北方各省民不聊生,户口损失十之六七,地主们甚至缺乏佃户种田。

  因为荒地那么多,朝廷免税多年,许多人自耕农选择开荒,从而导致农村用工荒。

  这种情况下,减租减息自然就顺理成章,阻力甚少。

  不过,全国一盘棋,北方开始了,南方自然就避免不了。

  最为顺利不外乎湖广两省,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四省,更是阻力不大。

  因为富饶的缘故,人口滋生极快,什么东西一旦多了就不值钱,更何况人口了。

  南方生存压力就极大,读书人的压力也大。

  例如,浙江读书人多,就多出师爷;江西则多算命账房;南直隶二省,则文风昌盛,许多人则为清客幕僚。

  福建就不用说了,八山一水一分田,习惯下跑海商,下南洋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北方田租基本在五成左右,而在南方,则丧心病狂的达到了七成乃至于八成。

  固然有南方双季稻的原因,但地主们的贪婪仍旧令人发指。

  顾炎武直言:“吴中之民有地者什一(十分之一),为人佃作者什九(十分之九)……而私租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者亦七、八斗。佃人竭一岁之力,粪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而收之所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

  今日交完租,明天就得上地主家借贷。

  再加上高昂的利息,从而令佃户世世代代难以逃脱。

  所以,当减租减息传到南方时,遭到了大部分地主的抵制。

  田租不得超过三成,利息不得超过三成,不然三代不得参加科举。

  这等于是活活挖去他们的利益,怎是一个沸腾了得。

  浙江绍兴,张家。

  张家在绍兴大为有名,其族居在投醪河两岸,宗族超过百户,加上仆役,达到数千人之多。

  投醪河西通府河,南连庙河,在流经绍兴府学宫后折了一个大湾,张家在嘉靖二十一年,集体出资,将这个大湾给拉平,成为了张家的内河。

  其豪富,令绍兴侧目。

  张岱闲散着长发,穿着宽松的襕袍,脚上是木屐,悠闲得看着书,别提多美了。

  这时,一阵脚步声响起,“四老爷——”

  张岱头都不用抬,就知道这是自己的幼弟张岷来了。

  “脚步匆忙,这是怎么了?”

  三十来岁的张岷倒是气喘吁吁,看着兄长一副闲适的模样,不由得笑道:“两个儿子参加会试,你竟然毫不急切?”

  “考不中,就再试呗!”张岱摇摇头:“他们还年轻,再试一两次也无妨。”

  “看你脚步匆匆,肯定不是关心侄子,你来作甚?”

  “东西二张议事,父亲让我来请你呢!”

  张岷没好气道。

  “有父亲在,要我去做什么,还不如看书呢!”张岱这才扭过头来,摆摆手。

  “兄长,这可由不得你。”张岷一屁股坐下:“事关整个宗族大事,但凡成年男丁,都要在祠堂商议,这可是族长的话。”

  “那么多人,能商量个什么?”

  张岱无奈,只能放下书。

  “换双鞋!”张岷无奈:“虽然是走个过场,但到底是要出人的,公议嘛!”

  随后,兄弟二人来到了祠堂。

  绍兴张氏之发达,在祠堂上就能看得分明。

  祠堂占地十余亩,大小十余殿,供奉着几百年来的祖先,光是祭田,就超过了五百亩。

  由此,足以容纳上千人聚集。

  兄弟二人赶来时,已经是遍地是人,但是没几个喧闹的,基本是一脸肃静。

  张岱高祖父是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曾祖父是隆庆五年的状元,祖父是万历二十三年的进士,叔祖父是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只有父亲张耀芳和他比较丢人,只是举人出身。

  也正是祖上如此厉害,他们的位置在前列。

  六十岁的张耀芳坐在主位,见到两个儿子来了,眼神不善地盯着张岱。

  后者只能讨饶,才作罢。

  其叔祖父张汝懋如今已然致仕,七十来岁的年纪高坐,对于张岱笑了笑,他已经成了族长。

  又等了半个时辰,所有的人都到齐了。

  张汝懋这才开口道:“今天我要说下减租减息的事,去年朝廷颁发谕旨,要求地方减租减息,不得超过三成。”

  “此乃仁政,大明上下谁敢言否?”

  “老夫为子孙计,早就改变租赁,但还是有些人,不守规矩。”

  说着,他双目圆睁,在孙子的搀扶下,高声道:“若是被人举报了去,子孙三代不得科考,为了些许的蝇头小利,就自子孙亲朋而不顾,真应该把心挖了去喂狗。”

  “你自己也就罢了,这可是坏了咱们张氏的名声,到时候如何婚嫁?”

  “祖宗辛苦积攒的声望,可不能被毁了。”

  “及今日起,谁要是再违背法令,就逐出张家,不列族谱——”

  此言一出,众人哗然。

  逐出张家,没有了宗族的照应,求学,做生意,乃至于婚丧嫁娶,都会受到极多的影响,甚至会跌落至奴仆。

  族中进士举人不胜枚举,就连知府都不敢放肆,这么多的好处,谁想离开?

  张岱则将纸扇拍手,赞叹道:“叔祖这一招高明,为了张家的声望,些许的小利可要不得。”

  张岷则轻声道:“是高明,但对某些人来说,这可是受苦。”

  “在浙江,咱们张家顾及声望,收了租金都是五成,中规中矩,少了两成,可就没了近一半的收益,可不得难受。”

  张岱闻言,为之一愣。

  像他这样的大户人家,光是凭借着张家的声望,就能赚起大量的钱财,租金不算什么。

  但对于普通人来说,确是根本。

  “看来双减,在咱们南方,阻力颇多啊!”

  “那可不是,政策是好政策,关键是难施行。”张岷叹道:“希望不是虎头蛇尾吧!”

  接下来,张汝懋则颤巍巍又道:“如今,县衙发来了文书……”

  说着,另一人则站出来,朗读着县衙发来的文书,随后又招呼读书不多的人,开口解释道:

  “凡是家中有功名的,就不能在三世同堂,父子同居了,得分出来,另立门户——”

  “那没功名的呢?”

  “还是老样子——”

  “那岂不是离开投醪河?”“无需如此。”

  “就是分家——”

  读过书的基本上没怎么发问,读书不多的倒尽是问题。

  张岱对于《大明公报》长期订阅,早就明白了缘由根本。

  虽然说父母在不分家,但朝廷却要求有功名的人家必须分家,另算一户。

  这不只是家产分割的问题,还代表着户籍,名义上,他跟兄弟们,不再是一家人了。

  议论到了最后,有功名的都留了下来。

  粗略一看,秀才加举人,竟然有二十余人。

  虽然是三五代人的集合,但也足够彰显张家的可怕。

  “你们都明白,朝廷谕旨不可违背。”

  张汝懋沉声道:“只是到县衙注写户籍黄册罢了,虽然不去,平日里倒是没什么,但你们都是有功名在身。”

  “迟早是要走官场,举业,若是被人拿了把柄,可就不好了。”

  “还是去吧,都去。”

  每届秀才一县才二十人,在浙江这样的地方,几乎是上百人抢一个名额,竞争压力极大。

  他们倒是不害怕衙门,但就怕对手举报。

  要是因为这点小事,就导致举业受阻,官道被截,这就得不偿失了。

  一行人虽然百般不愿,但却只能承认现实。

  “朝廷的动作越来越多了。”

  回去的途中,张岱若有所思地说道。

  张岷则附和道:“相较于前朝,皇帝愈发爱民,对我等大族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有了甲申之变,皇帝怎能不长记性?”

  张岱叹了口气。

  曾经他是多么的闲适,娈童美婢,飞鹰走狗,享受了半辈子的荣华富贵。

  但是在甲申年,一切都变了。

  朝廷没了,福王也没了,杭州监国的潞王也没了。

  风起云涌之下,朝廷秩序崩坏,张家渐渐不稳。

  在江浙地区,甚至有了抗租运动。

  许多的佃户受到鼓动,开始大范围的袭击主家,要求减免租赁,甚至到了最后,直接公开抢劫。

  张家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殃及,动乱了好一阵子,根本就不敢出门,半年没有收到租子。

  随着当今在南京登基,秩序才逐渐安稳。

  到了这个时候,张岱才明白,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他才大彻大悟了一番,洗去了往日的浮躁。

  “兄长,你才四十来岁,何不再去一趟北京?”

  张岷笑道:“看你那忧国忧民的样子,最适合去官场,为天下去奋斗。”

  “我不行了。”张岱苦笑道:“做做文章我还可以,治民做事太难,总不能做一个只会清谈的县太爷吧?那岂不是害了百姓?”

  张岷一笑,你怕是丢面子,与儿子一科吧!

  这话,他倒是没说出口。

  由于是会试,地方上倒是安稳,也没有什么文会,许多人都在为自己的子侄亲朋祈福,各大寺庙道观香火旺盛。

  文庙则更受期待。

  而就在杭州、绍兴之间的萧山县,却爆发了一股民乱。

  却说,一个名叫秦衡的读书人,只识得几百个大字,在乡下混着日子,租赁着十亩地为生。

  来到县城,说出先生们讲着大明公报,说起了双减之事。

  他一琢磨,自己家租着十亩地,要不是自己见天的忙活,恐怕早就饿死了。

  如果真的只有三成租赁,倒是能混一个温饱。

  所以他一咬牙,买了一份公报,回家大肆宣扬,随即鼓足的勇气,向地主说了三成租金事。

  这下,立马惹恼了其主家,不仅将他打了个半死,还将租出去的地全部收回,不准再种。

  这下立马在乡下掀起了轩然大波。

  除了他被打的事之外,减租减息的事也被传来。

  在浙江,十农九佃,这项政策关切着他们的利益,多一口粮食就能够救活一个人。

  更何况是减少近半的租金。

  这下,秦衡鼓动着族亲,在乡里大肆宣扬此事,闹得萧县上下无所不知。

  然后聚集了数百人,直接闯到主家,不仅抢掠了一番,还收回了往年的借据,大获人心。

  这下,萧山县坐不住了,立马派遣了巡防营捉拿了此人,再次打个半死后,直接结案,报上死刑,送到了绍兴府。

  而这时候,舆论沸腾,城里乡下都在讨论此事,都认为其人罪不至死。

  许多出身底层的读书人送出来一大堆信,要求重审此案。

  这下,轮到绍兴府和杭州坐蜡了。

  随着舆论,这件事又闹到了整个江浙地区。

  张岱闻言,也感到愤慨:“其乃遵从国政,而不良之人妄图抵制,即使有所逾矩,也是情有可原的事,岂能有罪!”

  言罢,他竟然直接上书杭州,要求重审此案。

  一个举人的书信,抵得上千言万语。

  随着张岱的带头,许多秀才,举人们也纷纷写信,闹出了好大一通热闹。

  一时间,张岱名声远扬,巷尾皆知。

  杭州的省府见此,也不得不三思而后行,思量许久。

  浙江巡抚头疼了没几天,皇帝的谕旨就抵达了杭州,让整个浙江为之一震,官场大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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