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康二年的大汉帝国，谁的权势最重，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首先排除的就是皇帝刘文澎，本该是名正言顺地掌握帝国最高权力，然前有雍熙辅臣牢牢掌握政权，后有慕容太后一系列丧失人心的举措，而皇帝自身，则连太宗皇帝给留下了多少的家底都还没盘点清楚。

        主弱臣强的局面，在平康二年春的“移宫案”后，依旧持续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这种情况。“陛下暗弱”的印象，第一次真正进入了朝廷众臣僚们的心理，而“诸辅当国”的政治格局也成为现实。

        而要论权势，当然得从政事堂那干重中找，从开宝时期起，尚书令成为帝国事实上的首相，这一点早已成为了一种共识，即便在《汉会典》中并没有只言片语对“首相”一职的解释，但这种约定俗成的共识却已深入帝国上层人心。

        因此，作为尚书令的张齐贤，毫无疑问是帝国权势最重的人物之一。不过，比起这位三朝元老，更引人注目，或者说让人意外的，还得是中书令、鲁王刘暧。

        从世祖时期起，鲁王就不是一个多么出众的人，才干、功德都被他那些如龙如虎的兄弟们的光芒所笼罩，即便是名声，也都不如刘晖、刘曙这样麻烦缠身、“烂事”一堆的皇子。

        低调是其作风，平庸是他带给人最深的印象，即便开宝末期晋位“皇室宰臣”，那也是走了“狗屎运”，吴公刘晖因“裁撤皇城司议”触怒世祖被罢黜相权，燕公刘昭又谦怀本分、退居不从，方才让世祖把目光注意到这个八儿子。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鲁王刘暧能够从开宝末期开始活跃于大汉政坛，近似一种偶然与巧合，权位与名望，几乎就是从天上掉到他头上的。

        而在前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你也很难找出他有多么出众的建树与作为，即便被太宗皇帝封王、晋位中书令，在公卿百官的眼中，他依旧是那个平庸寻常的“八皇子”，他立足于政事堂的资本，在帝国权力中枢扮演的角色，只源于他的身份，只因为世祖皇帝定下的体制需要有这样一个身份的角色居朝堂.

        对于这样的角色定位，不管鲁王刘暧心里是作何感想，但他分寸却把握得十分到位，并且，由此度过了整个雍熙时代，临了太宗还把他放到辅臣的位列中。

        从这个角度来讲，鲁王刘暧又岂是表面的“愚鲁”与“平庸”就能解释的？

        而真正展现其本色风采，让宗亲勋贵、群臣百官看到刘暧一丝真容，恰恰是“移宫案”后的秉政时期。

        通过“移宫”行动，刘暧与张齐贤等一众雍熙辅臣，算是达成了一个政治同盟，这个同盟未必牢固，也难谈能持续多久，但至少在把慕容太后及慕容氏外戚压制之后，把控着大汉帝国的前进，维持着朝廷的秩序。

        秩序之江山社稷、国计民生的重要性是不需赘言了，这就是这个政治同盟的积极意义，这也奠定了整个平康二年大汉帝国的政治格局。

        而在这个格局中，最突出的就是鲁王刘暧以及尚书令张齐贤，双方甚至有一个明确的分工，张齐贤总理国政，就同太宗皇帝在时一般，负责军国大事的具体处置执行，只不过，比起当初获得了更多的议政、决策以及拍板权，当然，效率变低是必然的，因为众辅臣也不可能齐心一致，内部总有拉扯。

        而鲁王刘暧的作用，则在于偕同众臣，协调内外廷关系，以及处置诸国、诸族、诸王诸事宜，核心就在一点，他是世祖之子，太宗钦点的辅臣，是代表皇室参与到国家事务，保证帝国政权的稳定，社稷的安全。

        再这样的背景下，鲁王刘暧的身上，也渐渐具备了一定的大义与正统。他的权力与威望在不断提升，与之相对应，是麻烦与压力也在不断积累。

        “摄政王”绝不是一个容易做的位置，说坐在火炉子上烤也不为过，一个不注意，甚至就是身死族灭，而无葬身之地的下场。

        于鲁王刘暧而言，上有天子刘文澎，皇帝年纪是轻，但并不是一个毫不知事的幼主，任何一种莽撞过激的举措，都能给刘暧带去巨大的冲击与麻烦。

        与此同时，在与雍熙辅臣的合作，也随时有破灭的可能。他们这些太宗老臣，此前能忌惮赵王刘昉，配合着慕容太后将他逼退，当鲁王的权威真正树立起来之后，同样也不可能无动于衷。

        与此同时，朝廷内外，对鲁王与雍熙辅臣把持朝政，权不归于天子的情况，不满的情绪乃至声音也是层出不穷。

        当今天子，乃是正统皇帝，太宗留辅臣，是为从旁辅弼，而非让鲁王一干人等代行皇权。

        如果说慕容皇太后那一番粗糙、急躁的操作，只是让人心中不满的话，那么“移宫案”后，对于雍熙众辅臣的指责与攻讦就摆到明面上了，因为不管怎么说，那都有“犯上”的嫌疑，即便有“杜绝后宫干政”这么一条理由，但法理性终究不强。

        慕容太后，终究没有做到天怒人怨的地步。平心而论，“移宫案”的发生，除了阻止慕容太后进一步折腾大汉中枢之外，对于偌大帝国而言，是没有更多好处的。

        这件事，事实上削弱朝廷中央的绝对权威，彻底暴露了年轻天子对帝国把控的无能，这是具备重大政治风险的事情，给帝国的运转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那些级别不够、接触不到的阶层就不说了，但至少京畿权贵、地方高官，封疆大吏乃至那些封国王们，对此，不说洞若观火，但至少能有些看法的。

        当然了，以帝国强盛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央权威，以及那套依旧稳定运转的国家体制，还不至于让这些人等对朝廷、对中央失去敬畏。

        但是，对于“主弱臣强”，以及“辅臣当政”的局面，却是发自内心的不满。

        他们未必对天子刘文澎有多忠诚信服，但事实就是，他们能接受一个少年天子指点江山，对他们发号施令，却很难容忍有人“代天”行权。

        天子的权力，有法理的解释，道统的维护，那是世祖、太宗两代先帝赋予的，年轻也不是那干辅臣恃权傲上、代行国政的理由。而仅仅依靠一道“太宗遗诏”，一个“辅臣身份”，显然无法解释他们辅政以来的所有行为，可以攻讦的地方很多。

        而这种不满，显然也不可能仅仅出于对皇帝的忠诚，对法统的维护，其中必然会夹杂着一些权力与利益之争。而一旦涉及到这些，那么矛盾、冲突、斗争都是无法规避的。

        可想而知，在太后移宫之后，大汉帝国内部的争斗并没有停下，反而是此起彼伏，愈演愈烈。“还政天子”的呼声，也从年头喊到年尾，从春夏喊到秋冬。

        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刘暧-张齐贤”为核心的辅臣集团，依旧牢牢地把持着大汉帝国这艘船平稳向前航行。

        这段旅途，当然不可能风平浪静，甚至波澜起伏，挑战迭出。遇到问题，解决问题，问题解决不了，就解决制造问题的人。

        当然，能够让他们如此把持朝政，也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则是皇帝刘文澎相对克制，慕容太后的事给了他相当大的压力与教训，即便心怀诸多不满，也只能暂时忍时待机。

        同时，在群情相逼之下，“辅臣集团”还是还了一部分权柄与皇帝，政事堂处置的国事都要上呈皇帝批阅，一些事务甚至也能让皇帝决定。

        只不过一些牵涉重大的问题，皇帝还是没有拍板权就是了。但有这么一层妥协在，就还能得一夕之安宁，刘暧等人，也终究不敢真正的、彻底地“挟天子以令诸侯”，那是要遭群起围攻的。

        至于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则在于“辅臣集团”毕竟没有明目张胆地犯上作乱，欺君僭越，又有太宗遗照的背书。同时，他们掌握的实权，通过体制运转建立的威势，足够牢牢地压制住内外的异声，那些反对者，即便不乏影响重大者，但在形成合力以前，是很难动摇“刘张”辅政集团的。

        同样的，这样一套“辅政模式”，也注定难以长久。首先还是辅臣集团内部的问题，辅臣之间，贵庶之间，以及刘暧与众臣之间，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矛盾，有些矛盾甚至是不可调合的。

        其二则在于，反对者们之所以难以对刘暧等人造成真正的威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无法形成合力，而在大汉帝国内部，真正能够整合起众人，挑战乃至推翻辅臣当政格局的，有且只有一个人：天子刘文澎。

        对于这一点，认知得不清楚的人，只能做一些无用的攻讦与呻吟，认知清楚的人，也有两种选择。少部分采取行动，上奏也好，密谏也罢，总之表忠心的同时，也希望能够让皇帝“觉醒”。

        而大部分，却选择了保守地等待，这还是皇帝带来的影响，终究是当今天子，从继位开始，就没有一个让人信服的表现。

        但就是这样的情势，带给刘暧等辅臣的压力仍是巨大的，他们并不能隔绝皇帝对外的交流通道，左一个皇城司，右一个武德司，即便有一些限制措施，但其深浅，外人谁也不清楚。

        即便当今天子是个“暗弱”之主，真到关键时刻，二司仍旧只可能站在皇帝一边，毕竟是皇权的爪牙，从来都没有取错的外号。

        辅臣当政，最大的法理来自太宗遗命，他们所拥有的权威，更多来自于帝国那套延续了六十年的国家管理体制。

        然而，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这套由世祖皇帝注入灵魂的国家社会运转体制，即便经过太宗的改革完善，其本质依旧是围绕着皇权，以皇帝为中心展开的。

        能够最大程度发挥这套体制威力的，只可能是皇帝。皇帝暗弱时，辅臣尚能攫取一部分权柄，而一旦皇权觉醒反弹，其发挥的第一道威力，劈向的也很可能正是这些“辅政柱国”。

        当然了，天子刘文澎能否觉醒，能掌握几成本属于他的权力，能发挥出多少帝国体制的威力，又如何发挥，向何处发挥，这些仍是未知数。

        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由鲁王刘暧、尚书令张齐贤主导的大汉辅政格局，不会持续太久，也很难持续太久。

        自世祖、太宗二帝时起养成的帝国性格就不是这样的，帝国可以有权臣，但必须是皇权下的权臣，这一点，可没那么容易改变，至少不可能出现在“后雍熙时代”。

        在世祖登基之初的乾祐早期，倒也勉强出现过类似的局面，只是太过短暂，一干辅臣被世祖迅速收拾得服服帖帖。

        如今，或许只是历史的重演，只不过，同一场戏，不同的主角，不同的能力，不同的局势，导致的过程与结果，也难免会出现差异。

        事实上，在大汉出现“辅臣当国”的情况，本身就很矛盾，说到底还是一个“少年”天子的锅，然而，若无“嫡长制”这根天柱的支撑，朝局或许又是另外一番光景，并且未必就比进入平康时代以来消停多少。

        自古以来，权力传承交接时期，总是麻烦最多、问题最重的时候，而大汉帝国的情势，又远比历代统一帝国同时期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即便十多年前已然经过了太宗皇帝嗣位的洗礼，在这方面，依旧不算成熟了，至少“少年天子”对于统一的帝国来说一个全新的需要摸索的新模式。

        便是早早给“刘张辅国”断定了一个没有多少未来可言的结局，但不可否认的是，至少在平康二年，正式开启了一段辅政时期的鲁王刘暧，达到了他人生的巅峰。

        平庸了五十多年的鲁王刘暧，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告诉所有人，他并不平庸。

        偌大的帝国，那么多如狼似虎的权贵与官僚，那么多错综复杂的关系，那么多是非与冲突，却能被居中协调度过一段平稳的时光，这样的人，岂能是庸才。

        愚其外，而内秀于心，或许才是对鲁王刘暧更合适的评价。

        而若是把目光放长远一些，从更宽、更高的视角，从更长的时间线，从历史发展、王朝兴衰，再来看这段“辅政时代”，却又具备一定研究价值与意义。

        至少证明了，在皇帝少干预朝政的条件下，国家依旧能够保持稳定，各项机能依旧能够平稳地运转。

        当然了，这个结论，只能在既定历史条件与特殊历史时期下得出，并且附加约束较多，对制度、意识与人的要求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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