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锐的社会矛盾与残酷的土地剥削，导致川蜀民怨沸腾，群情相拥，但发生在熙元年秋的这场川蜀农民起义，之所以能够成事，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起义军首领王小波提出了两个震撼川蜀小民的口号，其一“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其二“为潘使君报仇”。

  前者自不必再赘言了，乃是川蜀社会的根本性冲突、总矛盾，至于后者，却又不得不提一下已经遇刺身亡的剑南布政使潘佑了。

  潘佑在剑南任上的这几年中，实则就两件事，斗权贵豪强，抗天灾人祸，地是切切实实为蜀中百姓做了不少事。

  税改方面，是不折不扣地执行，好不犹豫地从权贵、地主身上割肉，发生在其他地方的那些反弹行为，种种暗箱操作，在剑南同样有，并且不少，更为过分。

  只不过，作为布政使的潘佑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更是个较真的人，被他盯上了，那就必须有个结果，而身负大令，又坚定地站在税改立场，最终的结果往往对权贵们不利。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实干派，勋贵官僚、豪强地主们所耍的那些手段，又岂能瞒得过潘佑的双眼，即便瞒得了一时，也瞒不了一世。

  而只要被他盯上，最终的结果就是地财皆失，遇有土地争议，在潘佑的主导下，最终的判罚都是更利于小农、小民的。高利贷、变相奴役、剥削，各种强迫、威胁以及肉眼可见的丧失基本公平的合约，在潘使君这里都是无效的，都是可以直接取缔，并重罚施暴者......

  潘佑这种“立场极歪”的做法，自然让蜀中既得利益群体深恶痛绝，那是恨得痒痒的。只是，潘佑有权、有名，又有来自朝廷的支持，一时之间，也难以动摇。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剑南的政治状态是，潘佑这条过江龙兴风作浪，不断进攻，地头蛇们则是不断抗争，无果，妥协，后退......

  而在过去的几年中，有的人选择观望忍耐，有的人则在各个层级、各个方面给潘佑惹麻烦，当然能量巨大的人则试图从朝廷想办法，看能不能把潘佑这个“祸害”给调走。

  但可想而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连京畿道那等权贵扎堆的地方，潘佑都敢对抗，都能从权贵们身上刮下一层油水出来，何况窝在剑南的那干人等了。

  当然，川蜀这边还是存在一些有份量的权贵，比如剑南的二王家族（王全斌、王仁赡），川东的崔史家族（崔彦进、史延德），这些都是当年伐蜀、平南的功臣，在几十年后依旧发挥着重要影响，乃至在勋贵、官僚集体中占据领导地位。

  只不过，这些势力虽然强大，在朝中也具备一定的影响力，但还不足以让潘佑畏惧，面对攻讦与非议，他泰然而从容，态度依旧强硬，手段依旧凌厉。

  潘佑知道既得利益者们有的是手段与朝廷与道司对抗，因此他不断派遣心腹、僚左去各地巡视，甚至不惜犯忌得求助到剑南的武德司头上，豁出一切要与剑南的“反动派”们斗。

  同时，还在成都道司衙前设下一个举报箱，供整个剑南吏民举告，但有问题，一旦查实，紧跟着就是潘佑的重板落下。

  而贯穿潘佑在剑南的整个履任生涯，剑南道就一直处在这种直接而激烈的对抗之中，政局十分不稳，斗争很激烈。剑南的既得利益者们固然被折腾得筋疲力竭，损失惨重，而潘佑同样在无尽的麻烦中，筋疲力竭，耗尽心血。

  虽然对手的实力顽固而强大，虽然麻烦不断，问题重重，虽然追随者日益减少，虽然连自己一心维护的黔首小民都有不理解的时候，但潘佑始终像一颗楔子一般，死死地钉在剑南，维护着难得出现在剑南的那丝微弱的世道清明。

  潘佑的有些做法实则也失之粗暴，有太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乃至有违朝廷的“法治”理念，在一些处置上拉偏架。

  在早期，由于各种曲解、流言、中伤，潘佑在蜀中百姓心目中的名声并不好，因为这个人太折腾，让他们没有“安宁”日子过。

  但是，屁民虽然容易被误导、愚弄，但人心之向背，却也需时间的检验。而几年下来，甭管潘佑做成了多少事，但那心系百姓、一以贯之为小民做主请命的作风，还是感染了不少人的。

  潘使君是个好官，是剑南百姓的“青天”，类似的口碑也在几年后传扬开了。这样的好名声，则更让人嫉恨。

  当然口碑好坏的核心，还在于带给小民的利益多少，就比如此次起义的王小波。潘佑对剑南茶政进行过大整顿规范，简单地讲，就是对茶业的利益进行再分配。

  剑南的茶市就那么大，利益基本是恒定的，官府该得必须保证的前提下，潘佑自然又从那些勋贵、官僚、大茶商身上割肉，反哺给底层的茶商、茶农，不说解决严重的贫富察觉问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茶商、茶农们的生计压力。

  在井盐、丝绸两大行业上，潘佑也是类似的做法，不遗余力地撬动畸形的既得利益体系，将一部分利润分配给底层的商民，以缓解社会矛盾。

  可以说，潘佑在任，从土地、茶叶到盐、茶，几乎是全方面地向既得利益者们发起挑战。在朝廷的默默支持下，还真让他做成了不少事。

  如果不是过去几年天公实在不作美，灾害不断，如果世祖皇帝再坚持几年，再给潘佑一定的时间，剑南的改革或许能够以一种更为平顺的结果落地。

  但是，上天没给他这个机会，帝国的剧变也太过突然，京畿的上层权贵都有不少人无所适从，而况偏僻的川蜀。

  过去的几年中，川蜀的权贵、地主们为了搞定潘佑，也是各显神通，手段迭出，甚至不惜以威胁，人命都闹出了不知多少条，然而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这个人实在太顽固，太难整了。

  于是，潘使君巡视途中不幸为乱民所刺，这样让人哀惋的戏码就出现了。而能让人使出这样的手段，或许也是一些人在手段上山穷水尽了，没其他办法了，潘佑太得理不饶人了......

  当潘佑死讯传开之后，西川大地追怀潘使君者不计其数，等从官府断定潘佑是被一些“乱民”刺杀的消息传开后，民情就沸腾了，剑南上下，对那些不知感恩、狼心狗肺之徒，是愤恨、痛斥。

  然而，接下来官府的一些动作，就让人看不懂了。官府到处张布告示，宣明此事，同时派出衙役官差，甚至一些官兵都出动了，以逮捕“刺客”、抓捕“凶手”的名义，大肆抓人。

  尤其是茶、盐、丝各行业那些在潘佑庇护下的那些贩夫走卒，而各地官府，听闻潘佑死了，不说地主豪强了，就是一些官吏都是弹冠相庆，瘟神终于没了，岂不是“我辈”奋起之时？

  于是，在一些州县便发生了近乎“还乡团”的情况，而成都平原，在勋贵官僚、豪强地主们的反攻倒算之下，陷入沸腾状态。

  而这个时候，整个西川都还未从春旱的影响中摆脱出来，大量的农民还嗷嗷待哺，等待着官府的支援赈济。然而，官府的赈贷还没有着落，来自贤绅的“贷约”已摆到眼前.....

  可想而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当有人登高一呼，发出那一道来自底层黔首反抗的强音时，川蜀大地是何等反响。

  王小波为人短小精悍，也是因为官府的搜捕、压迫，最初只是纠集了数百茶商、茶农，先杀官差，后攻县城，打破县衙，摘下县令、丞、尉的脑袋，放出监狱被抓的无辜百姓，然后抄掠县中富户，夺其钱粮，分与贫民。

  消息传开之后，一日之间，便聚众上万。蜀州兵马指挥使刘泷闻之，匆匆领军前去镇压，然而事起仓促，又小瞧叛军，装备虽精，兵力却弱，竟然一战就被王小波打崩溃，刘泷也被俘，人头也被拿来祭旗。

  一场胜利，将所有的胆怯与迟疑都洗刷掉了，朝廷笼罩在每个参与举事的小民心上的阴霾，也随着正面击溃官军，彻底清除。

  在取得“青城之战”的胜利之后，王小波趁势率军，横扫蜀州诸县，抄掠官僚、地主、富户，救济贫穷，践行他“均贫富”的口号，号召力暴涨。

  在实现对蜀州的攻略后，叛军的人数也迅速膨胀，不到十日的时间，便增至四万余人，各地茶农、盐丁、旁户，望风影从，纷纷揭竿而起，举义的火苗迅速壮大。

  于叛军而言，不只人数上来了，也获得了不少武器装备，以及拼凑出了一支初具战斗力的主力军队。

  眼瞧叛势陡升，愈演愈烈，剑南道的上层们坐不住了，坐镇弹压，守土卫国，乃是都指挥使的职责，面对起义，最焦虑的，莫过于剑南道都指挥使上官正了。

  由其调遣，邛、彭、眉、简诸州共计四路大军，两万余人扑向蜀州，意图将叛军歼灭。面对来势汹汹的官军，王小波固然大感压力，不过已经博过两次命，自有第三次，更没有什么好畏惧的。

  任你四路来，我只一路去，在王小波率领下，尽起已经突破五万人的义军，直奔彭州，一番急攻，官军战败，死两千余人，彭州兵马指挥使王铿寡不敌众，仓皇逃回彭州。

  王小波则趁势进兵，连破崇宁、导江、灌口三县，杀知县令长，大掠彭州。一番休整，补充兵源、兵器之后，又回师属州，与追剿而来的邛、嘉、简三路汉军相战，先破邛州朱覜，诛之，再败简州王元臻，杀一千余人，唯有眉州兵马指挥使张玘见势不妙，收拢败卒，退守晋原县。

  王小波则不依不饶，穷追猛打，跟着攻击晋原，不过张玘算是个能人，不断与之纠缠，虽然最终被赶回眉州，但也给义军造成了不小的死伤。

  综官义双方的战斗，义军突出一个刚勇，靠着不怕死，靠着一股复仇的怒火，以人数优势，通过大量的牺牲换来对官军的几次胜利。

  而官军呢，则大失职业素养，骄纵轻敌，不断给人各个击破的机会，也酿成了巨大损失，以致贼势扩大。这当然不能怪下面卖命的官兵们，问题仍在上头的指挥官。

  而随着四路围剿策略的失败，川蜀这场叛乱，也再也无法以一个“体面”的方式收场了，而剑南的上层权贵们也终于“醒悟”过来，对发生在天府核心区域的叛乱，予以最高的重视。

  然而，第一次的围剿在匆忙之中大败亏输，要迅速组织起第二次，又谈何容易。剑南这边也是和平久了，对于这样规模的大乱，自上而下都显得应对不及，而剑南的边军、地方军、团练，虽达五万余众，但摊子铺得也开，一时之间根本无法集中力量。

  事态扩大是必然，随着王小波举事以及对官军取得胜利的消息在川蜀大地传开，整个川蜀都喧闹了，就在十月初，剑南东南的荣州、富州、戎州各有乱民起事响应，甚至于从剑南蔓延至川东道的合州、昌州、泸州等地，一时之间，叛乱连横，祸及州县。

  不过，这个时候，于剑南道这边而言，其他地方已然顾不得了，只令其自守，上官正更是给各地州县下了一道死命令，丧地者斩

  其一心所想，都是将逆贼王小波给剿除，那不只是乱贼首倡，更活动在腹心，那种滋味，别提有多难受了。

  上官正也算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了，曾是平南公王全斌下属，随其攻灭大理，收复云南，后又任职榆林，在剿灭党项之乱的过程中有所表现，及至升任剑南道都指挥使，走上仕途的巅峰。

  对蜀州之乱，上官正的压力无疑是最大的，他的背后，不只有在剑南掌握重大话语权的那些权贵们催促，更有来自洛阳朝廷的巨大压力，连续几道来自京城察问、问责以及诏令，那字里列间，无不显示着朝廷对于蜀中叛乱愤怒。

  当蜀中叛乱情况与发展陆续上呈洛阳的时候，可想而知，那是朝野震惊，紧跟着就是愤怒，皇帝刘旸又一次失态了！

  原以为潘佑遇刺身亡就已经是一件滔天的大事，没曾想后边还等着这么一场大祸乱，在那刹那间，刘旸都不禁产生了一种暴戾情绪。他这个皇帝当得太糟心，雍熙元年还没过，这“惊喜”是一个一个地蹦跶到面前。

  不过，再愤怒，也无济于事。等到四路汉军平叛失败的消息抵京之后，刘旸便彻底认清，剑南军政堕落的情况，恐怕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

  同时，到这个地步，虽然极不甘心，但他不得不把心思和精力放在平叛上来，至于其他，包括他想利用的“潘佑之死”乃至是叛乱的前因后果，都得往后放一放。轻重缓急，当务之要，刘旸还是分得清的。

  因此，洛阳朝廷这边，哪怕满腹的愤怒，对于剑南道军政，也没有太大的动作，只是责令其控制乱事范围，弹压地方，尽快平定叛军，还百姓以安宁。

  同时，又以温国公向德明为剑南布政使，火速前往成都就任。随着叛乱的发展，朝中针对剑南布政使之职的斗争一下子便从激烈趋于平缓，共识是很容易达成的，平叛优先。

  当年平蜀是由向训统帅的，向氏虽然不像二王那般扎根西南，但作为向训的继承人，向德明前往成都，显然是能发挥巨大影响力。再者，作为了曾经安西军中的一大巨头，向德明饱经历练，允文允武，也具备足够的能力与威望。

  另一方面，刘旸也没有把平叛的希望完全寄托与川蜀自己解决。当年强军猛将都在蜀中，平定蜀乱都费了不小的劲，何况如今。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剑南发生的种种，都让刘旸对那里的军政失去了信任，因此，在督促川蜀平叛之时，刘旸又同时诏令京西、湖北、山南、关中四道，整军经武，调拨军械粮草，又调集禁军西赴，随时准备入川平叛。

  在雍熙元年的这个秋冬，整个大汉帝国的注意力，都被发生在川蜀的大叛乱给吸引了目光。

  而在剑南，各方压力一齐而至，上官正也不敢再惜命了，调兵遣将，准备给叛军来个一击致命，甚至连王小波后续对外扩张骚扰，都不加理会。

  不过，官兵在准备，义军也没有停下脚步，王小波彻底将蜀州拿下后，便对部下进行整编，积极备战。

  同时派遣心腹，前往联络各地义军，以壮声势。又四处派军，攻略州县，每到一地，都吸纳了大量满怀愤怒、饱受压迫的贫苦百姓，义军人数也像滚雪球一般膨胀起来。

  大汉武德充沛，也就导致民间蔓延着大量武器，铁器锻造也在不断进步，也就导致很多穷苦，都是自备武器，加入义军，即便质量不怎样，但砍在脖子上同样能死人的。

  眼瞧着贼势日炽，上官正也逐渐坐不住了，不过还没等他动手，叛军便在王小波的率领下主动来犯。王小波也实在是没办法，人一多，仅凭蜀州及此前抄掠所得粮食，根本不够吃，要知道，到雍熙元年11月，各地打着王小波旗号的叛军已经突破二十万，受他直接统帅的，就是十五万之多。

  这么多人，这么多张嘴要养，也逼得王小波不得不继续扩张，而整个成都平原，最适合的就粮之所，毫无疑问是成都府了。

  成都府那是天府精华，粮食最多，人烟最稠密，权贵富户最多，穷苦大众也更多，当然了，“反动派”势力扎堆，实力也最强。

  然而，一旦能把成都府打下来，那么，粮食、兵源、财富都不缺了，他们这些人也将彻底成势。

  带着这样的心理，此前已经赌胜了好几次的王小波，尽起义军，自蜀州晋原东向，朝成都府进发，号称“军三十万”，一时间川蜀震动。

  只不过，这一次王小波赌输了，他们都知道成都府的重要性，作为剥削阶级的顽固堡垒，当成都府受到威胁了，那上上下下又岂能坐视不理？

  总之，面对叛军来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粮给粮，连武器都能提供。

  在“显贵贤达”们倾力支持下，上官正也迅速在成都府组织起了一支七万多人的军队，以剑南官军为核心，杂以团练、“义军”，西进以迎叛军。

  双方战于双流，一场昏天黑日的大战，鏖斗三日，死伤无数，以起义军的失败而告终。直接原因是升任眉、邛、嘉、陵四州巡检使的张玘率四州兵马，从后袭击。

  根本原因则是，官兵的实力太强，自上而下，从前台到幕后，都在起义军的压力下卖命，同时具备起义军难以达到的组织性与纪律性。

  人多，勇武，不怕死，的确能取得一定的战果，然而，当官军抗住那几板斧后，迎接起义军的，只有败亡一途。

  那王小波，虽有些能力，虽然勇武，但终究只是一介贩夫走卒出身，见识有限。别说十五万人了，就是最初的一万起义军，他也只是靠着一股血勇与首倡义举的声望在领导指挥。

  双流一战，起义军直接被打崩溃，死者六七万，王小波也在掩护部属撤退的过程中战死，首级被呈到统帅上官正面前。

  起义军四散而逃，官军则追亡逐北，趁势收复蜀州以及被占领的各地。眼瞧着大势已定，接下来只需清剿余党，上官正不由志得意满，当即派人把双流大捷连同逆魁王小波的首级，飞马送往洛阳，请功报喜。

  对于上官正而言，虽然此前承受了巨大压力，但收益也是明显了，籍此平叛之功，不只完成此前罪责的救赎，没准还能在暮年更进一步。

  但显然，他高兴得有些过早了，川蜀三十多年积弊，权贵、豪强无节制压榨盘剥造成的矛盾，远不是这不足两月的动乱，更不是这一场战斗就能纾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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