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延潮负责着封贡之事的同时。

　　议论张璁谥号之事也在进行，

　　此事天子交给礼部部议，沈鲤现在仍是在家养病，礼部的部议由于慎行主之，林延潮次之。

　　部议就在礼部正堂进行，两侍郎，四郎中，还有员外郎等等都是参加部议，此外还有礼科给事中。

　　至于主事一级，暂没有资格参与部议。

　　但即便参与部议，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说得上话。

　　现在部议之中，职掌官员谥号，乃仪制司郎中汪可受，其余如主客司郎中董嗣成倒也不好在对方一亩三分地上给些意见。

　　但是汪可受一直不说话，所以如精膳司员外郎何乔远，礼制司员外郎于孔兼只好先后开口，他们都是含糊其辞，对于如何降张璁的谥号，大家都没有拿出一个办法来。

　　一个上午部议没有结果，众官员们都是散了，各自吃饭下午接着议。

　　祠祭司郎中高桂负手而行，他身旁乃祭祀司的员外郎，他走在高桂的身旁。

　　高桂是东莱人，是于慎行的同乡，他二十岁及第，在礼部任职八年，既年富力强，又是资历深厚。

　　祠祭司员外郎道：“如此议下去，也不是办法，大家顾忌于部堂大人的颜面，迟迟不说如何降张永嘉的谥号，也不是办法。”

　　高桂道：“这有何计？对于降张永嘉的谥号，陛下已是亲自下旨，迟早部堂大人是要唾面自干了。但是我等碍于部堂情面迟迟不说，不知这部议要到什么时候。”

　　员外郎问道：“不知于部堂对于此事是如何看的？”

　　高桂道：“之前我有试探过他的口风，但于部堂没有明言。”

　　对方道：“于部堂为官慎重，是不会削林部堂的面子。”

　　高桂闻言站定脚步道：“降与不降再议，下午我们先拿节费的事问难，看林部堂有什么对策？”

　　下午礼部众官员吃过饭后，继续部议。

　　因为沈鲤不在，于慎行甚好说话，林延潮又初来乍到，故而礼部众官员们并不似平时那么拘束。

　　几名礼科给事中未至，部议不能开始，所以礼部的官员都在闲聊。

　　祠祭司员外郎有意无意提及端午节礼的事。

　　众所周知，礼部就是一个清水衙门。而其他各部衙门，都有官员们办事孝敬的部费，而礼部这项收入很少。

　　到了三节之时，礼部日子就格外寒碜，经常要靠几位上官筹措，然后才能给下面的官吏发节费。

　　对于节费之事，于慎行一听就是头有两个大，当即道：“今年衙门所费甚大，可以挪动的地方不多，于某也是实在无能为力。”

　　众官员都是失望，但大家也知道沈鲤，于慎行这样的官员都十分的清廉，要他们找富商或者各样关系给衙门筹钱恐怕很难。

　　何乔远向于慎行问道：“左宗伯，我们下面的官员已是快要穷的揭不开锅了，全指望着端午时，衙门拿出一点钱来救济。”

　　其余官员也是纷纷附和，林延潮闻言笑了笑。

　　礼部官员真穷的这个地步？确实也是真穷，但不少都是排场闹的。

　　比如六部主事级官员，一旦提拔为员外郎，舆马是要配鞍笼。

　　但吏部不同，自持衙门华贵，比如吏部就曾向天子要求，吏部郎中员外郎官员，准许使用正四品小京堂级别官员用的红鞍笼。

　　结果天子不许，于是吏部的官员火了，索性连原本青色的鞍笼也是耻于使用，以此表示于其他各部郎署官员的不同。

　　吏部这么干也就算了，但礼部的官员觉得论地位自己不在吏部之下，各方面都要与你看齐，你不用我也不用，于是礼部郎中员外郎级官员也是一概弃用鞍笼。

　　但是此举却遭到众官员们的嘲笑，人家吏部不用鞍笼是人家本事，但礼部不用鞍笼，是要求同于吏部吗？你们礼部官员是想要出门的时候，是想大家都把你误认为吏部的官员吗？

　　没用鞍笼是一，但其他排场礼部却一样不少的与吏部看齐。

　　所以礼部官员们虽不是穷到那种地步，但是为了追求排场，官员们是如何也不肯弱于其他各部，所以下面官员穷的响叮铛就是这么来的。

　　于慎行问完后，一名官员又问向了林延潮。

　　面对这筹措节礼的要求，林延潮道：“此事本部堂不敢擅自做主，还是请教正堂后再说。”

　　祠祭司员外郎道：“正堂大人，现在正在病中，看来一时无法主张。这节礼的事，还请右宗伯多体恤下官。”

　　高桂在旁有意无意地道：“当年左宗伯到衙时正遇中秋，为了衙门官员过节，左宗伯出面找富商筹措了节费。”

　　林延潮向一旁于慎行问道：“去年端午节节费每个官员给了多少？”

　　于慎行道：“往年端午，各司郎中都是三十两，员外郎二十两，主事十五两，其余吏员按照年资从十两到二两不等，至于杂役也需给些果饼。”

　　林延潮听了心想，礼部官员虽然拿得多，但人数少，钱出的不多，但下面三堂四司司务厅吏员却是有几百号人，这才是大头。

　　见林延潮不说话，于慎行叹道：“今年公费确实比往年都要少，到现在账目上还短了几百两银子。”

　　于慎行也是为难，这节费确实是一件很头疼的事，身为京堂应酬往来本就是开支不小，而他又一贯不愿意与富商结交。

　　上一次节费的事情，还是他求助于一个交情很深，且在京经商的同乡，自己还借了一些银子，这才将衙门里的节费发下去。

　　所以他也是担心林延潮过了不了这关。

　　哪里知道，林延潮听了于慎行一席话，立即把要拒绝的话撤了回去，他心想区区几百两银子而已，这也叫事？甚至都不用找什么富商捐钱，自己随手都可以拿钱摆平。

　　  林延潮‘满脸为难’地道：“此事我已有计较，请诸位放心，此事着就落在本部堂身上，林某无论如何也要让衙署里的官员过一个好节。”

　　听了林延潮这一句兜底的话，顿时迎来满堂喝彩。众官员们闻言都是大喜，困扰在他们心底已久的事就如此被林延潮一句话给解开。

　　于慎行也是对林延潮刮目相看，他本以为林延潮没有办法的，自己是不是能暗中支持他一二，但见林延潮却是一力承担了下来。

　　看来林延潮确实是有本事的。

　　于是众官员一并向林延潮称谢。

　　有了林延潮这一句话，这部议的气氛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这节费的事看似小，但其实大，对于礼部如此清水衙门而言，很多官员就是靠着这些钱来维持着日子的。林延潮能把这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办，不说其他，仅仅是人情味一事上就很令礼部的官员们很感动。

　　在官场上久了，见惯了一心往上爬，对上极力阿谀，对下不把下属当人看的上官。所以一位有人情味的上官，是很难得的。

　　本要用此事试一试林延潮的高桂见了这一幕，也是没有话说了。

　　林延潮但见下面官员如此高兴，也是不由笑了笑。礼部真不愧是清水衙门，大家都是穷怕了，所以这收买人心也是太容易了一些，看来今日之事不用强压，顺水推舟即可，如此省事多了。

　　这时候几位礼科给事中终于赶到礼部，部议可以开始了。

　　  于是林延潮向汪可受点点头。

　　在部议前，汪可受早就得到林延潮授意。

　　眼下见部议上气氛如此，汪可受当即清了清嗓子，抛出了他的观点。

　　那就是张璁的谥号不变！

　　  汪可受这么一说，礼部的众官员们揣测他必然是得到了林延潮的授意，如此等于将天子的圣旨给驳了回去，林延潮胆子很大嘛。

　　随着汪可受说完，然后主客司郎中董嗣成，也是表示支持。

　　林延潮呷了一口茶，这张璁谥号的事虽然小，但对于自己却很关键，这关系到变法派是否能在朝堂上站稳脚跟的问题。

　　如果自己在礼部侍郎任上连张璁的谥号都保不住，将来还提什么为张居正恢复谥号，恢复名位的事。

　　当年张居正托付给自己的事，自己口上没有答允，但心底一直都记着。

　　但见汪可受道：“依谥法，宠禄光大曰荣，此乃下谥也。得之者类非名硕。圣上初登极时，前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袁宗皋，即谥号荣襄。此举是因他初为王府长史，后因从龙之功位列部阁，在位不过数月的缘故。而张永嘉在朝为相多年，其功劳远胜袁公，谥号首字岂能为荣字。”

　　顿了顿汪可受又道：“至于文荣也是不妥。当年袁元峰（袁炜）以青词受知于天子，位在于徐文贞上。袁以少傅户书。建极殿大学士得请，殁赠太傅，谥号就是文荣。当年袁公之谥出于徐文贞所定，徐文贞与袁公不和，故而以下谥与之，诸位以为张永嘉不如袁公否？”

　　听汪可受之言，礼部众官员不由将张璁与袁炜比较起来。

　　袁炜就是青词宰相，张璁以大礼仪出身，两个人都是靠着巴结嘉靖皇帝上位的。

　　但同样是巴结，论对于国家社稷的功绩，袁炜给张璁提鞋都不配。

　　论功绩，明朝的宰相之中，张璁是可以与张居正一较长短的，而且两人的谥号也都是文忠。

　　所以有人拿二人相提并论，评价说张璁其人险，张居正暴，都是刚愎自用，对于异己，百般排挤，所以说两个人都不是端人，更谈不上纯臣。

　　但张居正修世宗实录时，对于张璁极力推崇，张璁当年从宰相位子上下来回乡时，满朝的官员都很讨厌他，但他上疏给天子说，虽然百官都说我的不是，但是从没有人敢说我张璁贪污半字。

　　董嗣成赞成道：“张永嘉居朝十载，不进一内臣，不容一私谒，不滥荫一子侄，始终以清廉自守。如此官员，岂是阿上为己之辈，仅凭这清廉二字也不能与袁公并列。”

　　众官员们都是点头，别说将张璁谥为‘荣某’，就是‘文荣’，仅凭这身居宰相之位，为官清廉成这个样子，也不可用下谥。

　　这时候林延潮道：“我礼部给官员议谥，根据在哪里？上意？众论？韩侂胄被宋人所杀，函首于金，满朝文武都视韩侂胄为大奸，反倒是金国厚葬了韩侂胄，并称其‘忠于谋国，谬于谋身’，谥其为‘忠谬’，其谥公允否？”

　　  “本部堂以为对于官员议谥，当有定见，不可为外因所夺。事事朝令夕改，要我等礼卿何用？”

　　听了林延潮一席话，就是定了调子了。

　　天子下旨礼部重议张璁谥号，在林延潮推动下就是如此原封不动的顶了回去。

　　在林延潮授意下，如叶向高，李廷机也是上疏支持。

　　同时礼部下的天理报也是发表了一篇文章与都察院的皇明时报打对台。

　　若再加上之前就已经发文支持张璁的翰林院的‘新民报’。

　　在舆论力量上，顿时形成了二打一的局面。

　　因为三份官报，同时提及了张璁议谥之事，以及林延潮主持下礼部强硬的态度，甚至敢于驳斥天子的圣旨，一时之间成为了官员士子乐议之事。

　　对于张璁的褒贬，不免引申至张居正新政，又从张居正新政，发展到对于变法一场争议。

　　三份官报里都有文章大家，虽说彼此骂战，但还是写了不少有真知灼见的文章。

　　其中翰林院的孙承宗，方从哲都因文章展露头角。

　　对于这些通政司，内阁，天子也是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让下面的读书人去议论。

　　特别是天子，圣旨被驳回虽在明朝不是一件稀罕事，但对于向来说一不二的当今天子而言，倒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是圣旨被礼部驳回后，天子却没有再下旨令礼部再议。

　　如此在这场议论中，张璁谥号的事就如此不了了之，过了不久，朝堂之上又被更重要的事情盖过。

　　而对于张璁的争论，大部分人都已是忘之脑后。

　　但有识之士会看到，在这场争论浪潮退去后，林延潮为自己的永嘉学派守住了最后一个山头，即便是风雨最猛烈之时，也不曾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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