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会举行的时间原本预计是半个月到两旬之间，但是由于今年的世博会规模实在太大，加上陇边商路的畅通，使得临近收尾阶段仍有大批的西域商贾们涌入长安参与盛会，以至于会期不得不再作延长。

　　时间就是金钱，在这一届世博会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虽然世博会的会期延长，但是可以提供交易的商品总量却并没有大幅的增加。

　　如此就造成了许多后入场者为了获取更多的商品，不得不加价访购，为自己所错过的时间付出更多的钱财。而商品的短缺，又一定程度上造成通货膨胀的现象，从而衍生出类似期货的交易模式，即就是买家先付出货钱，卖方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提供足量的商品。

　　类似的期货订单，尤以诸官造工坊所面临的最多。毕竟相对于民间诸工坊而言，还是官府信用度更高。

　　时间来到了十月末，终于在朝廷申令之下，各种买卖交易锁定，这一场盛会宣告结束。不说坊间民众们余兴未已，参会的商贾们进行各种交易的收尾称许，官府诸司也开始了新的忙碌，那就是各种财项的对簿审计。

　　随着这项工作的展开，今届世博会的盛况全貌也得以逐渐勾勒出来。在整个世博会过程中，单单价值超过十万缗的大宗交易便超过了两千多宗，所涉及的钱项总额更达到了三亿七千万缗之巨。

　　当然这其中是有一些商品重复交易的现象存在，特别是在展会的后半程，众多西域胡商的加入，让一些此前已经完成交易的买主直接加价卖出，原地生财。

　　不过朝廷的税率计量是以每次交易生效，所以哪怕是重复的交易，税钱是不能免除的。大唐商税并不高，按照商品属性的不同，分别在三十税一到四十税一之间。但即便如此，整场世博会下来，所抽取的税钱便超过了一千万缗。

　　但大唐的整体税收还不止于此，如此惊人的商贸总量，所交易的商品自然不可能尽在长安消化，将会陆续输送各方市场。

　　而在这运输的过程中，地方官府桥梁关津也要抽取一定的商税，这一部分地方收入需要到了第二年的赋税呈报之中才能体现出来。因为商品运输的路程并不确定，这一部分收入还不好估算，但一定会比世博会期间朝廷抽取的税量更高。

　　当然世博会总体的收益也不止在于税务，税钱占比并不高，真正收入的大头还在于诸官造工坊提供商品、直接参与的交易。

　　诸官造工坊分布于内外州县，各自也有相对独立的核计系统，数据的汇总会有一定程度的滞后，但总量绝不低于一亿缗。

　　当然这一部分收入需要扣除材料、工力、管理等各项成本，剩余的才能入库为安，但即便如此，效益也是惊人。

　　除了世博会所产生的利益之外，朝廷还有另一项极为可观的收入，那就是飞钱的支兑。

　　此前数年，飞钱虽然已经盛行国中，但在远疆异域认可度并不够高。特别是盘踞青海的吐蕃让西域商路大受影响，使得最值得推广飞钱汇兑模式的西域商路上飞钱反而不能盛行起来。

　　可是上半年的青海大战，大唐一举战胜吐蕃，收复青海全境，使得西行道路完全控制在大唐手中，这自然加强了西域商贾们参与商贸的热情。如此一来，飞钱的便利与优越性便凸显了出来。

　　从青海大战结束之后，设在安西四镇与陇右的宝利行社分库支兑飞钱的数额便激增，并在九、十月间达到一个顶峰。

　　西域商贾们自然没有大量的钱帛入柜兑换飞钱，为了争抢时间，往往用金银珠宝并西域时货作为抵押，等于是直接与宝利行社进行交易。

　　七月之后，陇西并西域诸分设所开具的飞钱数额便超过了一亿缗，所积攒的钱物价值则就更高出数成，这方面的利润若全兑现出来，或许可能还要超过京中诸司的盈收。

　　诸种可期的回报汇总起来，达到了一个极为惊人的程度。须知就在九月秋贡入京之际，度支计量的整年财政盈收也不过才一千万缗出头。可仅仅只是一个月之后，内外府库便将有超过十数倍的盈收将要涌入！

　　一时间整个朝廷内部也充满了浮躁喜悦的氛围，原本许多官员们听多市中商贾豪掷重金、手笔惊人的故事，心中多多少少是有些失衡。可是现在再看朝廷的大数核计，才清楚风云际会、谁是翘楚！

　　诸官造工坊的盈收，可以看做是朝廷数年来善修内政的成果展现，那世博会的规模激增以及陇边并西域各种财利进项，则就统统都是收复青海所带来的战争红利了。

　　年初圣人要发动青海大战时，已经是作势经年，早在开元三年初便举行骊山演武。但一直到了开元四年事到临头，为了避免朝堂上的纷争反对，圣人还要与诸宰相们闭门决议，最终才得以出兵。

　　可是现在，战争所带来的边防环境的改变以及各种惊人的红利摆在眼前，尽管各种数据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核算，但朝中舆论风向已经发生改变。

　　特别是一些少壮朝臣们，一个个打了鸡血般红着眼为朝廷挑选下一个讨伐对象，各种相关奏书纷纷呈献上来，大多劝谏朝廷不如趁着这一把气势，把仍然盘踞漠北的突厥默啜一起干了。

　　中下层官员们畅想着强军暴兵、四处出击、飞龙骑脸，而上层官员们则就在考虑一个更现实、更迫切的问题，那就是该要如何管理并监察如此惊人的财政变化。

　　大唐过往所施行的租庸调制以及各种杂税课役，让朝廷财政收入呈现多样性，多数都不能以直接的钱帛体现出来，所以事务可以分在诸司，分权加以管理。

　　可是现在，商业上的收入以及商税激增，已经远远超过了原本的税收形式，旧有的行政格局已经不再适用，新的管理方式该要如何组建，也已经迫在眉睫。

　　其实有关吏治与朝廷行政格局的改变，早在九月初的时候，诸司官长们已经在参与讨论。只是这个议题过于宏大，迟迟没有达成一个定论，仅仅只集中在圣人与诸在朝重臣们闻知，并没有广泛的征求意见。

　　李潼比较属意行政、财政与军事和监察权诸种分立的模式，但并不意味着他就对眼下的三省六部制度持否定态度。或者说他本人也存在着众多的疑虑，不清楚何种制度模式才最适应当下的开元新世。

　　讲到三省六部制度的形成，任何人都可以插手说上几句，或许褒贬不一。

　　但抛开各种刁钻的角度不谈，三省六部制度就是古典制度演变的集大成之作，汇总历代前人智慧之结晶，足以为后世各类演变之参考，是华夏文明制度探索的丰碑，拥有着超越时代的智慧总结。

　　特别这当中分权与制衡、程序与责任，哪怕在后世民权增长的民主时代，三省六部制度所蕴含的博弈思维，对政府行政组织职权划分与运作仍有极高的指导价值。

　　后世不乏好为人师者，以三省六部是为封建帝制服务、非为民主服务，从而否定故人在制度探索上所取得的成果，宣扬某一制度优越性，这也是狗粮吃多昧了良心。

　　人作为一种群居动物，组成大大小小的社会组织，其组织管理以制度体现出来。

　　小而言之，制度是权力与势力的对抗，权力是制度赋予的能力，势力则是不能进行制度化的能量，比如个体的武力、人脉以及对各种社会资源非常规的占有。

　　广而言之，制度是公心与私欲的博弈，对秩序的守护和利己主义的抗衡与妥协。

　　三省六部之所伟大，在于这一套制度有着极为完善的权力分配系统，同时又保证了制衡与博弈的程序空间，组织内部环环相扣，各自发挥又互相钳制，并不存在某一环节的独大与霸权。

　　从这一点而言，华夏先民在制度的探索中真的是有一种早熟的智慧。

　　但制度也有一个问题，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事物，是由人创造出来，约束人的行为且由人所执行的准则。且不同的制度一旦执行起来，便会无可避免的产生制度成本。

　　三省六部制度完善且周详，这是它的优点，同样也是它的缺点。

　　其内部环环相扣的结构想要完全发挥作用，就要确保每一个组成部分都能充分发挥其效能，而彼此间的制衡过于细致，由此产生出来的摩擦与掣肘将会是一个惊人的数量。

　　这些制度成本所产生的内耗，有时候甚至远远超过制度运行所带来的收益与回报。

　　像后世某一政权制度颇多拥趸信徒，方方面面论证其优越性，唯独不言这套制度所产生的成本消耗是需要全球供血。若没有足够的补血能力，自己都要玩崩，更不要说圈养爪牙喉舌。

　　所以大唐的三省六部制度虽然完善，但真正的执行时期却并不长久。

　　尤其是在中古时代的背景下，过于完善的制度建设本身就是一种自我限制，并不能适应国力增长与扩张所带来的新的变量，对于志向雄大又有足够执行力的帝王而言，是很难忍受繁琐的程序过程。

　　因此早在贞观时期开始，作为最高决策层面的三省便发生了改变。

　　到了开元年间，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并不是将简单的中书、门下两省合兵，而是中书门下这个机构直接凌驾三省之上，三省职权合归于一。

　　李潼并不是一个坐享其成的太平君王，而是临危受命的大唐皇帝，他对三省职权的凌越程度就更高，甚至就连政事堂都沦为附庸，不再是朝廷行政最高的决策机构，宰相们少有相坐论道，更多的是拜受制令、加以执行，对于圣人的制约几乎没有。

　　这样的政治生态也不是他要刻意营造，而是他本来就是从行台霸府基础之上组建中枢朝廷。

　　在当时风雨飘摇、诸多动荡的大唐国情之下，再去追求程序上的正当性无疑舍本逐末，托制兴霸、一言独裁才是让家国快速走出泥沼的最有效方式。

　　当然，前提是他能成功带领大唐中兴，如果玩脱了，未来的他也将会是一个宗室藩王弄权用威、祸乱家国的典型。

　　李潼虽然是一个霸权皇帝，但并不意味着他不需要制度维持。

　　一则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就算他勤政不怠、事必躬亲，每天又能处理多少政务？二则他的模式具有一个不可复制的特殊性，大唐政权总需要一个平稳的维持与过度，便需要制度的约束与管理。

　　但是作为一个强势的帝王，本身又充满了各种治国的想法与尝试，一个职权分明、相互制约的完整三省六部对他而言就是一个灾难。

　　他需要的是一个高效灵活的执行系统，而不是一个思路各异、理念冲突的决策团体。但他又深知人有兴衰祸福，政权总有更迭之日，也不能将整个国家机器都化作一个人的应声虫。

　　这当中个人权欲的伸张与退让的矛盾权衡，便是接下来朝局改革的一个重点。而朝廷诸司的官长们，包括领率百官的宰相们各自屈伸抱负，也都不可忽略。

　　如何在确保朝情事务有序进行的前提下，磨合出一个身处其中者能够多数认同的方案，这需要方方面面都做出妥协忍让，李潼这个圣人也不例外。

　　但即便如此，李潼也不想放弃他在当中的主导权，所以如何定下一个基调，便需要一个合适的契机。而刚刚结束的世博会，所涉诸司财计都账与勾检便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初唐时期，朝廷财政收入呈现多样性的特征，所以诸事项也分属各司。户部四曹不必多说，太府、少府、司农等也有相关任事，且事权分割琐细，常有一事通于诸衙的现象发生。

　　普通人或许感受不到这种职事杂细分配所带来的繁琐，但后世多数人都有为了一件事情辗转各个民政部门、报告证明攒了一摞的经历。普通人尚且因此叫苦不迭，朝廷相关职事的繁琐流程可想而知。

　　世博会所涉诸司是眼下时局中关注的重点，人事才力用足，但相关的核计进程仍是缓慢。

　　虽然诸司流传出来的计报颇为喜人，但真正的计量流程却却还在各司流转，足足过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各种财利收入仍只存在于账簿上、分散于诸司仓储，大部分钱财仍然没有归入可作度支的仓邸。

　　若在往常时节，其他无涉财司的官员们也只是看个热闹，顺便庆幸一下自己所司职事清闲。可是随着时间进入寒冬腊月，朝中气氛就渐渐发生了变化。

　　每逢年节，诸司罢市休沐，共贺佳节。而朝廷也要赐飨赐物，以示恩典。年尾的各种赏赐，也是官员们禄料之外的重要收入，直接关系到年节的质量如何。

　　今年因为世博会炒热的缘故，长安城各类物价本就有不同程度的上浮，所以官员们也都迫切希望能够早日领取到赐物、过上一个肥年。

　　可现在诸司审计都还没有完成，钱利尚未入库，各项年终福利便也未成定式。这自然让百官们抱怨不已，事关各自的钱袋子，便也都纷纷评议财司做事拖沓、全无效率。

　　借着百官舆情，腊月朔日朝会时，朝廷便以户部尚书格辅元罢知政事、转迁尚书右仆射、加勾计大使，御史中丞朱敬则为勾计副使，会同诸司主簿勾官，专辟官衙闲邸为勾院，封锁财司衙堂案事文书并仓储，俱移勾院通案勾检，务必要在望日之前结束勾检，不误佳节岁赐。

　　同时，内卫中郎将郭达为勾院捉察使，集内卫、京营八百精兵为勾院捉察军，凡所财计失职、贪墨等诸事员，案察勾名即拿，人事验对之后，移案大理寺，审定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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