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潼向宋璟询问东北这些靺鞨战俘的安置与管理，也并非专门针对这一问题，而是有关境内胡人的管理已经成为了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大唐本身便体量庞大、疆域辽阔，在国境周边生活着大量的胡族人口。伴随着大唐领土的扩张，战争、商贸等各种交流形式逐渐让这些胡部人口进入到大唐国门之中。

　　虽然说人口也是一种宝贵的资源，越多的人口便意味着越多的生产力。

　　但在现实情境下情况要复杂得多，大唐是一个农耕为主体的帝国，且不说这些诸胡人口有没有足够的耕桑技艺可作生产利用，单单他们部族不同、风俗不同、文化不同与社会组织存在的差异性，想要进行有效的管理就非常困难。

　　但接不接纳胡人已经不是一个可作回避的选项，而是一个必须要面对与解决的问题。仅在开元四年青海大战之后，到如今的开元十年，大唐诸边境域中所增加的胡部人口便达到了上百万之巨。

　　这还只是在没有针对诸胡部族建立起完善编户统计情况下粗略估算的数字，而实际的情况则只多不少。

　　像是宋璟在海东剿灭粟末靺鞨一战，便得获俘虏几万户。而在其他战场上，大唐也都各有推进，开元九年针对漠南与碛口一系列的扫荡，所收缴的铁勒与突厥诸部人口同样也有数万户之巨。

　　除了战争之外，随着大唐国内生产秩序和地方政治的恢复，每年自发的投奔大唐的诸胡逃户数量同样不菲。像河朔的三受降城，一年到头零零散散所接收的诸胡逃户便常有数千帐之多。

　　这样的情况还不只发生在边境地区的底层杂胡当中，一些胡部上层人物逃入大唐的现象也是频繁发生。每年元月六夷诸胡各遣使节入京献贡，便不乏使节随员逃出使团，希望能够留居长安，不愿再返回各自部族。

　　类似情况屡禁不止，以至于那些接待外邦宾使的鸿胪寺官员们几乎没有在职长久。元月入贡之后，往往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进行全城搜捕那些逃使们，即便如此，仍然有大量的胡使非法滞留于大唐境内。

　　至于市井间针对诸胡奴仆的买卖，那就是更加的无从禁止了。因为想要禁止，起码要有买卖。但就有许多的逃人为了能够定居大唐国中，甘心的委身为奴。

　　出门闲游一遭，便有仆员跟随回邸。若这只是一个偶发的现象，还能进行举报禁绝之类的监管，可若已经成为了一股风气，又该如何加以杜绝。

　　此前新罗之与大唐交恶，其中一桩怨气就是埋怨大唐倨傲不仁，搜捕新罗民众贩卖为奴。按照新罗方面提供的数据，每年都有上万人从新罗流出，自辽东乃至于隔海相望的青州等地流入大唐。

　　对于新罗方面的控诉，大唐也很无奈。

　　之前为了解决粟末靺鞨的问题，大唐不是没有尝试过禁绝新罗奴婢的买卖，结果就是私市滥生，原本还不失管控的奴户买卖顿时转入地下进行，反而滋生了大量私蓄新罗奴婢的现象。

　　各方胡众蜂拥入唐，原因是方方面面的。

　　首先是吐蕃败退回本土、突厥远遁于漠北，大唐再次成为区域中军事力量最为强大的帝国。其次就是较之原本历史上同一时期更加繁荣的商贸情况，更加促进了跨地域的人事交流。

　　当然，也少不了那些诸胡民众们基于自身的利弊权衡从而所做出的选择。

　　毕竟，无论是人身安全，还是居住环境与生产条件，包括物质上的获取与享受，大唐之于周边诸夷，那都是更高维度的存在。

　　眼下看来，这种人口流入的现象还算是比较正面的。

　　毕竟如今并非大乱方已的疲敝世道，按照开元初年进行的编户统计，如今的大唐民户达七百三十余万户，胡人流入虽多，但远不足以撼动唐人为主体的人口结构。

　　而且眼下大唐国力强盛，即便诸胡杂入，仍不足以形成危害国家安全的势力，这些涌入的胡人又能补充因商贸发展而带来的劳力短缺。

　　但即便眼下不成祸患，大唐社稷若想长治久安，相关问题也必须要重视起来。

　　毕竟历史上的胡患所带来的危害与教训也实在太惨痛，不说五胡乱华所造成长达几百年生灵涂炭的大分裂，单单安史之乱将盛世腰斩，已经令后世无数人扼腕悲痛。

　　针对诸胡的管理，并不只是当下的问题，只不过随着局势进入开元新朝，这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大唐初年，通过一系列的对外征战与开拓，是建立起一整套的羁縻体系，诸胡皆臣服于大唐天威之下，岁贡不断。

　　但当年的大唐开边政策，仍是以攻代守，是为了确保国土疆域的完整与安全所进行的一系列战争，一个最大的前提就是国土的安全。

　　在确保这一战略目标的情况下，大唐对于边疆诸胡的态度便不失包容，并不强求尽并其地、尽役其民，只要不公然触犯大唐的利益、威胁大唐的安全，便仍以羁縻为主，给予那些边胡足够的生存空间与自主能力。

　　而且当年刚刚经历隋末乱世不久，天下诸州仍然不失荒凉。像高宗年间攻灭高句丽后，陆续将几十万高句丽遗民向内迁置。

　　可是如今，大唐对外的军事行动除了确保自身边境安全、巩固已有领土之外，还有着更进一步的要求，那就是对新的土地与人口的获取。

　　如此一来，原本诸胡自主性极强的羁縻统治便不再合用了，大唐只有更加系统、彻底的消化这些边地与人口，才能以此作为动力继续向前推动开拓的步伐。

　　宋璟所提出移风俗、同教化之类的措施，过去数年大唐也一直在执行。像河曲六州突厥降民的编户，收复青海后干脆在海东设立州县直接统治等等。

　　但类似的事项推进的却并不怎么顺利，甚至可以说是阻碍不断、见效颇微。

　　这当中自然有诸胡卑民不近中国人情、不通中国制度的缘故，但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宋璟所说诸胡酋首宗主等之类的存在。

　　诸胡虽然社会结构简单，并不像大唐这样拥有着完整的规章建制，但凡有聚合、则必有组织，那些胡酋宗主便是这些组织中的控制者与得益者。

　　人是一种高度依赖环境的社会动物，其习惯性虽然强烈，但适应变化的能力同样不差。随着生活环境发生改变，自然而然会做出生活方式的变化，毕竟不能顺势而变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大唐又不是要教化的这些胡人一个个知书达礼、满腹经纶，仅仅只是让他们明白律令禁止、恭顺生活，难度其实并不大。听不懂道理，总能认得清刀剑。

　　毕竟时下诸胡族裔虽然众多，但若说太强烈的民族情结、那是真的没有，宗教、文化上的隔阂也没有后世那样强大，更不存在人权之类的纠纷。一群亡国灭族之余种，还能保住一条小命，已经是莫大的恩惠。

　　如果说诸胡归化存在什么疑难困阻，那就是太把他们当个人了，认为他们能够接受恩义感召、有明确的利弊判断，所以往往在颁行各种归化政令时不得要领。

　　宋璟说那些胡酋宗主们圈民为畜，看起来虽然略显刻薄，但事实正是如此。

　　诸胡并无完善的典章法度，其统治是建立在绝对的人身控制这一基础上的，所以需要高度的聚集才能维持其统治。

　　河曲的突厥六降州在编户伊始，曾经有一个怪现象发生，朝廷派遣的官员在完成编户、划授耕牧区域之后不久，六州降户们却迟迟不肯散去。

　　他们并不是敢于抗命不遵，而是因为担心散开之后，或会被当作逃奴逮捕，彻底的沦为奴隶。部族中针对逃奴的处罚可是极为严重的，哪怕是在游徙过程中，只要胆敢越过警戒的防线，轻则割耳割鼻等肉刑，重则性命难保。

　　虽然大唐也有防备流民逃户的各种律令，但无论是防备的范围还是惩戒的力度都要比诸胡宽容得多。甚至在遇上一些人力难阻的天灾时，除了各种赈济的措施，还会主动开放州县关防，让民间能够觅食求活。

　　人身上高度的依附性也让这些胡民们习惯了对宗主酋长们的无私献给，之前顺州有盗卖库物案，有胡人州官将一整个官仓库物都入市贩卖。

　　结果最后一调查，这些库物本来应该是发放给那些已经完成编户的羌民生产安家，但那些羌人根本不去领取，便直接奉献给了原本的酋长。

　　如果说这些胡人主动的献给还可以归咎为积俗难改、让人怒其不争，那胡酋们阻截朝廷政令的推行、主动去荫庇胡部人口的行为就更加的数不胜数了。

　　人在乍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胆怯是必然，下意识会对熟悉的人事心生好感与依附。

　　那些胡酋们就是借助此类的心理，对大唐的政令进行妖魔化的解读，从而将其部族人口仍然把控在手中，进行各种鱼肉剥削，再转过头来，通过宣扬这些卑胡们的凄惨处境，恳请朝廷能够仁恩普施，给予这些卑胡一定的关照与庇护，然后再借此由中攫利。

　　但事实上，真正让那些入唐群胡生活悲惨、近乎朝不保夕的，恰恰正是这些胡酋贵族们。

　　大唐虽然不会过分的优待这些入唐群胡，但三亩薄田、岁有恒出，更有工商百业、行市互补。哪怕这些胡人本身不能融入大唐的生活中，但还有官府组织的各种工事劳役，也会获得一些脚力补贴。

　　最起码，在大唐国境中不会充斥着各种部族间的掠夺与仇杀。并不是说他们在大唐国内便绝对安全，但如果大唐真要大举残害他们，基本上在国门之外便已经杀干净了。

　　李潼从不标榜天下大同、华夷一体，但就连他在听到一些胡酋贵族们剥削凌辱各自族裔的事迹时，都不免生出大开眼界之感。

　　有关这一节，他突然又想到一桩轶事，望着宋璟微笑道：“听说昨日京东馆驿中有靺鞨人前往迎接？乞乞仲象之子祚荣早多日前便广邀靺鞨在京人物，号召人捐输集货，言要厚谢宋卿为其族支报仇之恩。”

　　宋璟听到这话后便正色道：“臣不知此员具事风格，但昨日浅作观望，自觉不可纯良至孝目之！靺鞨新经丧乱，数万族支不知何所归附。其人因情鹊起、善作矫饰，恐不免有接掌靺鞨族事之图，宜需防备，不可轻纵，以免复为营州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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