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留心，这几年听到的腐败与反腐败类的传闻，诸如“走后门”、“张宝林”（三种酒：张弓大曲、宝丰大曲、林河大曲）、“**包”（礼品包）之类的街谈巷议，确实是少多了。清官戏也渐次消失了轰动效应。是不是腐败的事真的好起来了呢？但偶尔露出的反腐议论却是有点令人毛骨悚然。

当然，老百姓身处低位，只是看到一些“现象”，汤里有个死老鼠，这汤便不好喝。激愤之词未免失衡夸张——一方面是议这事的少了，另一则是议论的层面高了。

这就可畏可怖。因为腐败的蔓延已不是什么稀罕事，见怪不怪，人们懒得为并不十分切身的烂话题作为自家谈资了。虱多不痒，债多不愁，反而平静了下来。二是腐败“档次”高了，下面科股长们闹一点小特殊，收一点礼金礼品，既是习以为常，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在这种情势下的一度“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事也就成了过去。现在不是不想“我操”而是需要“我操”的事太多，操不动了。

中国人的财产不是公开的，几千年以来没有公开过。百姓的财产、收支不公开，自然影响到税务，征收“遗产税”云云更是遥远得渺茫，官员的财产不公开，贪污来的钱其实就是说到手了就已经“洗”过了。不是洗不洗的问题，而是根本不需要洗。发现一个抓一个，那自然是对的。没有哪一个国家**有“发现了也不抓”这回事。财产不公开、财政制度不健全或根本没有，助长了贪官的胆量。因为“不能说明财产来源”的罪名，实在也量刑轻于鸿毛。动辄几百万、上千万“不明来源”财产——他不造钞票，又不会屙金尿银，哪里来的？明明肯定是搂来的，然而却是不明，因而本来明明白白的事，也就跟着“不明”了。

建国初期杀掉的张子善、刘青山，他们贪污的钱和今天的贪官们比较根本“算不了什么”。也就是几十万吧！现在时兴用语，叫“除去物价上涨因素”，那该折算几多？和赖昌星手里的一大批官员相较，又算得个什么“巫”？刘青山、张子善，是“地厅级”干部。就档次而言现今已是普遍的普遍干部典型了！就“三反”、“五反”时定的规矩，一万元以上就是“大老虎”，枪毙的也不在少数，有些地方甚至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开国政治家的腕力与风骨，真的令人钦服难及。

这是很简单的比较，愈是事实愈是令人感受着沉重。我们天天喊“防腐拒变”，冒出水面甚至是笨到自投罗网的吞舟贪鱼却是层出不穷。沉重之余，用一句《胡笳十八拍》里的话，“攒眉向月兮抚雅琴，五拍冷冷兮意弥深”，说这心境，是很惨的一件事吧。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现在确实有了前无古人、史无前例的跃进。如果缕陈这一事实，可以写一部大书的。但我们是否应该注意一下，不要让贪风炽烈到与此“同步”发展的地步？

《三国》里的张飞向人吹牛：“我什么也不怕。”那人反问：“病，你怕不怕？”张飞立刻摇手攒眉：“我怕我怕痛……”——记得小时候父亲讲过这故事。他的本意无须再议。那么社会呢？一头经济发展，长得牛高马大，是庞然大物了，一头却有消退不下的高血糖。我的上篇文章是谈腐败症与糖尿病的。高血糖引发白内障，让你变瞎，心脏疼，脑栓塞——一下子就瘫了下去，最后导致金石无力回天的尿毒症……社会患之“消渴”症可怕不可怕？

“腐败症”的各种情形似都可与糖尿病相比。

一、都是富贵病，社会环境愈佳，愈易滋生。

二、先天遗传与后天发展而来。

三、所以都是不知不觉中蔓延发展。初期无症，润物细无声。

四、都不会一下子要命。

五、都引发人体各器官病变。

六、都削减免疫力，无法招架并发症。

不同的只是糖尿病是个人的事，是一群人，面临难题的也是杏林学者们；腐败病是社会性的，人人有份，概莫能外。

说防范不力，说无良医良方良药，那么我们就等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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