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比西方人，最看不开的便是“香烟”承继的事。北方人家生产，哪怕只是三斤重的男孩畸胎，人们道里相传会说“××生了个大胖小子”，倘是女孩儿，就是九斤重，也是那么嘴一撇“是个小丫头片子”——这当然是早年的事了，现在虽也还有类似的事，也是“非典型”的顽固分子还在坚持就是了。

这是彼时的情理。孔夫子说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句话，我在一所大学调侃过：这一定是气话。因为这个话没有理论支持，和他老人家那一整套仁义礼智信的人伦学说没有实质上的联系，突兀地，冷不丁冒出这么一句，很可能是孔老师昨夜受了师母的气，上了讲台还在生气，发牢骚骂人。他是个述而不作的人，说什么话都由学生忠实记载，由此传了下来。后世的一代代经学家诠释，理学家剖析发扬愈弄愈大，愈弄愈极端、尖锐，竟酿成无数终天之恨，无尽人间之悲。

我想了想这件事，其实是暗合了中国的财产继承的传统——闺女是要“出门的”，结了婚便是“人家的人”，娘家的田产房屋，动产不动产，是没有她的份儿的。这只要稍加注意就是晓得了，穷得连穿裤子都成问题的人家，不会很在意生男生女，愈是往上的大户人家，便愈是在这上头想不开，钻牛角尖。山东孔府是千年世家，改朝换代改不掉“衍圣公”这个铁帽子爵位。因此衍圣公是世袭的。若衍圣公无子，那么族里就会议另推嗣子申报朝廷批准。有一代衍圣公竟真的遇到了这问题，他死了，衍圣公夫人按规矩必须退出公府，偏是侧夫人怀孕未生，倘生男孩，公夫人便可免去这一难，因此她异常紧张，连日闭门告天祈福。等到侧夫人产下一男，生产的没事，公夫人一口气松下来，竟致昏厥过去。

大户人家、王公贵族，尽管是“铁门坎里出纸裤裆”，什么事都荒唐拆烂污，唯独这件事，谁家也不肯马虎，辨得极认真的。说到帝王家，那就更复杂，更纷乱，更尖锐，不但有后继的事，还有争嫡夺位的事。宋太祖死得不明不白，有所谓“烛影斧声匣剑帷灯”千古谜之说。后世也是一代一代依样画葫芦。为争太子嫡位或冒或隐或“微妙”或直截，打得头破血流，争得殚精竭虑，疲惫欲死。说起来，他们也都是人。大致上也都受到当时最高的学养教育，并不是不识情，不知理，实在是大利当头，关乎他们生死荣辱穷通贵贱的事，不得不争。

这件事“正规的”是从秦始皇起。赢政不愧“始皇”，什么事都从他开始。前头列国也不乏父子相争诸子搏命的，但那是“小局面”，秦是统一了华夏中国，车书万里一同，度量衡统一，自他而始。但他的两个儿子胡亥和扶苏夺位，胡亥作为第一位夺嫡的胜利者，和他老爸那制度一样为天下后世垂范。

所以每一代皇帝上台，考虑的“最大最大”的政治是两件事，一件是“死了以后怎么办”——一登极便修陵墓。因为他晓得“富有四海，贵为天子”，活着的荣耀权势是铁定了的，死了之后到地下，也要和活着“差不多”，这么着才能叫“永远”；第二件是选继承人。

这件事可就复杂许多了。这不但是“死了以后怎么办”，还有一个“活着时候的安全感”的问题。如若这皇帝只有一个独生子，那就别无选择。哪怕这小子是混账王八蛋傻瓜白痴，也是“自家儿子”，定死了的太子位子是要给他的。儿子多，这事便麻烦了，选谁来当太子，怎样选，几乎是每个皇帝都头痛的事。

大致上有三种传统的做法：立嫡、立长和立贤这三种。“立嫡”很简单，哪个是“正宫娘娘”生的便是哪个；“立长”也简单，哪个儿子年纪最大——一般而论，岁数大一点，社会经验多，统治术也熟练一点——就是哪个。“立贤”最好，这谁都知道。但那是对天下、对治理臣民而言。对皇帝，对宫廷安定，对朝局稳定，对大臣们来说，立贤倒是一件最麻烦最可怕的选择。都是龙子凤孙，谁贤？谁不贤？投准了票固是一步登天，一旦投错了票，新君不是你当初选的“贤”，这辈子还得了？因此“立贤”这话，不过说说而已，皇后只要有儿子，别的人休想染指。因此我看史书，常有皇帝生时“天日之表”、“红光满室”诸话头。说不定便是当时舆论宣传的导向呢！

历代就是如此。汉代立太子，除了太子，皇帝的其他儿子裂土封王。刘邦他这样想——给儿子们一个“国”这么丰厚的待遇，各自都去过“独立”生涯，就不会去觊觎太子的皇权，谁料不久就闹出“七国之乱”，同是王，一个爷娘祖宗，没鼻子没眼打起来。有鉴于此，除了晋代，皇室都有制度，叫“不得非刘而王”。封王，一是你必须是天皇贵族，是皇上的儿子；二是即使你是儿子，封王也不给地盘、人民。储君只能有一位，其余的给政治待遇，给“食采”，给钱养起来，只许你过“好日子”，不许你动野心打太子的主意。

这样措置，太子的位置一般比较稳定。如无特殊的政治情况，太子能够平安登极。但也有毛病，就是那些儿子们既有闲又有钱，又不许做事，一个个都比猪还蠢一点。穷奢极欲之外，拼命生孩子，朱元璋的第二十三子朱柽封在南阳二百多年，明亡时，南阳朱姓子孙封到轻车都尉的就有三万余人。封在洛阳的福王，家中金银财宝垒如山积，李自成攻洛阳，危城孤立将士拼命之时，不肯拿出一分钱激励守城军队，结果城破人亡，所有的钱都被李自成笑纳了。

这种情形到清代有了较大的变化。清代也不给儿子们封土。但不许儿子们闲着，皇帝指定“差事”，也就是指定工作给他们负责，有的是“常务”，有的是临时派定，由太子总起来负责。这当然是接受了前代帝王的教训，想出的新法子。爱新觉罗氏是少数民族，入关前的“文化程度”，也就是个“小学”学历吧，对汉文化的了解也就是一部《三国演义》而已。不知道兄弟阋于墙宫廷杀戮五步血流的汉家“文化”残杀的厉害。他们看到自己是“少数”，要对付庞大且是文化程度高的汉代民族，要统治这么大的国家，儿子们必须有能力、团结一致才能办到。前代帝王突出太子，把其余的儿子压下去，可以看作是“水落石出”的意味，清初立太子，却是一种“水涨船高”的路子。

据我观察，清室皇帝大致有两个共性：一、（孝敬）怕妈不怕老婆。二是都颇能干务实，昏庸无能的没有。第一条不去说它，第二条就是“水涨船高”的实效，儿子们从当皇子时就开始办差，在工作中历练，官场情弊，政务艰难，民间疾苦，甚至人情世故也都了如指掌——天赋学养，身体条件，政治环境都极优越，且是无须去锻炼写八股文应试，腾出大量时间做很务实、很宏观大局的事务。所以，只要不是智商有问题，或身体太弱，一个个皇子的实际素质都是相当了得的。这一条很像我们今日一些大亨，不但对子女施以最好的教育，同时在实践中让子女一步步提升能力，锻炼社会素质。

但就皇子而言，他们离最高权力太近了，抬手就能摸到。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位女神叫墨杜萨，她长得极丑，头发都是蛇。人们不能看她，一旦看到了她，就会变成石头人，永远也回不过头来。无论“水落石出”还是“水涨船高”，这些金枝玉叶都看到了中国的墨杜萨——权力，他们成了石头人再也回不过头来了。

佛家理论“色”可以成“空”。

道家学说“实”可以化“虚”。

基督的话，那一本《圣经》上它不论理，只是一句又一句地传达“神的指示”。

儒家讲仁，讲忠恕，讲孝悌，讲礼义，把皇权捧到极致，带来的后果，是道德标准与实施道德的行为的不一致，是温情脉脉的虚伪。

很快的，清代帝王便尝到了这个又硬又苦又涩的果子。

倘作一下比较，是颇有意味的。清初多尔衮掌天下多年，主少国弱之时，他若想当皇帝，可以说只是一句话的事。但他按《三国演义》来，不要学曹操，想学的是周公、诸葛亮，坚持不肯谋位。但（新君即位，几乎第一件事便是抄他的家）野史稗官说他是与大玉儿（孝庄太后博尔济吉特氏）有暧昧关系，所以扶孤济弱。这事我坚持不信，因为他若篡位，不但有天下，且是可以娶了嫂子。

康熙是因为出过天花，遂以“独特的条件”无可争议当了皇帝。

但到康熙晚年时，储位问题变成异常的尖锐、复杂和麻烦的事。这是因为此时建国已七十余年，他的儿子们已经纳入了汉家文化轨道，懂得了当皇帝是怎么回事，更懂得了这其中的天差地别。如果说多尔衮有畏难政务（他是武将）的心思，这些皇子可不一样，他们变成了热衷政务，追求权力，乐此不疲的人，看墨杜萨看得真真切切，变成敲起来叮当响的石头人。

康熙皇帝共有二十四个儿子，他十二岁成婚，活到六十九岁，这些儿子是陆陆续续出生的，大的五十多岁，到他死时，最小的才四岁。大阿哥、二阿哥、三阿哥、四阿哥、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十三阿哥、十四阿哥共是九位“爷”参与了这场史无前例的“闹家务”。其中二阿哥是原立太子，幽死。大阿哥幽死。八阿哥九阿哥另行改名“阿其那”、“塞思黑”（满语“猪”或者“讨厌”的意思），十阿哥也是终生幽禁——实际上，连最小的阿哥，四岁的二十四阿哥也参与了这场血腥的斗争，没有一个人是置身事外的，但“主力”是九个权势极大的年长阿哥，因此史称“九王夺嫡”。

我不能用这篇文章的篇幅详细表述这场惨烈的宫廷巨变。我的实际感受，在读到这些数据时真是有点毛骨悚然。看到了人间“最虚伪”与“最残忍”的天然糅合物：一切都是在自然中生发，斗争的“档次”在不断提升，激烈到置性命生死不顾，压迫呼吸于顷刻之间，张牙舞爪在公明之堂，朝会宴喜之时突然发难，猝然间图穷匕见，五步之内血流当庭……而这一切，都发生在父慈子孝、兄弟揖让的温情纱幕之中！投毒、劫杀、狱囚、造谣、诬陷、中伤、饰过、讳功……所有人能想出的辣手都想出来了，用上了。至于后果，大家都晓得了。我细想了一下政变胜利的原因，竟是这样两条：一是赖于康熙皇帝政治嗅觉的灵敏，二是其余皇子专搞“斗争”，“太投入”了引起他的反感，而雍正不搞工作搞斗争，在康熙面前竭尽全力表现他的“诚孝”。我在一老年大学讲这件事：“假如你有几个儿子，都在算计你有多少遗产，将来怎样分配，如何才能分得多一点。其中一个却不停地劝你：老爸呀，你可要好好保重身体，你活得长寿才是我的心愿啊……你说，你把财产给谁？”老头老太太们在会场哗然而笑。

这就是“水涨船高”的代价。这团家族的悲惨变局的浓云，一直笼罩在阴沉灰暗的紫禁城上空，一直绵延到清室灭亡。平心而论，康熙的儿子们个人素质、能力，个顶个的都很棒。他的三儿子还主持修撰了《古今图书集成》，十四阿哥能带兵，在青海打过大胜仗，余下的阿哥们也各有自家本事——这都是“锻炼”阅历、读书学习的结果，但却用在了这上头。我看雍正是憋了一世的气一肚子话，写了一部《大义觉迷录》——皇帝写书，他是千古一人。乾隆一看不好，“家丑外扬”了。一上台就赶紧收，急忙烧，把书的当事人速速杀掉。

我以为这场兄弟残杀变争分两个阶段，起初是“个别行为”，大阿哥见太子失宠，搞了一下就败到底，三阿哥又跟上，也是一击不中赶快退开。八、九、十阿哥接着一拥而上，变成一场群斗群殴。这是有点像市场上的“催眠效应”：一车菜挺新鲜的，摆在当街没人买。有一个人去买，会带得买菜的人挤破了车。

一切都是为了权力。就专制政治而言，战争是为了权力，内阁搏杀也是为了权力。因为权力象征和代表了一切。——看到了这一点，乾隆皇帝下旨，废止了立太子的祖制，形成了秘密建储的局面：

儿子们，我不告诉你将来谁是皇帝，不立太子。谁是将来的皇帝，我死之后你们到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那里可以找到一张很精美的纸，它会告诉你想知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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