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洋和魏虹的婚礼定在泰岳餐厅举行，张海洋把来宾的人数严格限制在十来个人，都是些关系比较近的人。魏虹本来还想把自己在警官大学的同学和刑警队的同事都请来，谁知钟跃民阴沉着脸一口回绝：“小魏，不就是结个婚吗，干吗这么兴师动众，咱们能不能不学那些俗人？我可事先声明啊，要是你们非坚持请这么多穿警服的，那就另找地方，我这里不接待。”

魏虹很不高兴：“钟大哥，你怎么这样，穿警服的怎么了，我和海洋不都是穿警服的吗？”

钟跃民冷冷地说：“小魏，你的话太多了，你让张海洋说话。”

张海洋已经沉默半天了，他心里很矛盾，作为老战友，他太了解钟跃民了，知道钟跃民还没有从宁伟死亡的阴影中解脱出来。近来他看谁都不顺眼，甚至毫无道理地迁怒于那个开枪击毙宁伟的狙击手，他认为这个狙击手的心理素质太差，还没弄清楚宁伟的意图就开了枪，不然的话，那天的结局不会这么糟糕，至少那个女孩子，她可以活下来。张海洋知道他在钻牛角尖，一时还无法从那种抑郁的情绪中走出来，因此迁怒于所有穿警服的人。

张海洋息事宁人地对魏虹说：“小魏，这又不是什么大事，跃民既然不喜欢刑警队的人，咱们就改日单请他们，何必招他不高兴。”

私下里，魏虹不无醋意地对张海洋发牢骚：“海洋，你那个战友说句话就是圣旨吗？除了他，我还没见过你对谁这么俯首帖耳。”

张海洋只是沉默着，不作任何解释，他觉得自己和钟跃民的关系是很难向魏虹解释清楚的。他珍惜和钟跃民的友谊，不愿意为这点小事和钟跃民闹得不愉快。

钟跃民到底没有主持成张海洋的婚礼。他在婚礼的那天早上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高玥发现他接电话时脸色忽然阴沉起来，便预感到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但她不会主动询问。她知道，如果钟跃民认为有必要告诉她，他会主动对她讲的，反之，你问也没有用。

钟跃民挂上电话，怔怔地点燃一支烟，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低声问：“小高，咱们手头还有现金吗？”

“有两万多元，是昨天收入的营业款。”

“都给我拿来。”

高玥问也不问便拿出现金交给钟跃民。他感激地看了高玥一眼，解释道：“是李奎勇的弟弟来的电话，李奎勇刚被诊断出肺癌，已经是晚期了。”

高玥一惊：“住进医院了吗？”

“没有，他死活不进医院，我想，他可能是出于经济原因，我得去看看他。今天张海洋的婚礼你帮忙张罗一下，替我向他们夫妇道一下歉。”

高玥把现金装进钟跃民的提包，她搂住钟跃民吻了一下说：“快去吧，别担心这里，我会向张海洋夫妇解释的。跃民，我只想告诉你，如果你的朋友治病需要用钱，你可以把饭馆卖了，毕竟是人命关天呀，这件事由你做主，不必考虑我的意见。”

钟跃民紧紧地抱住高玥低声说：“谢谢，谢谢，小高，我真的非常感谢你……”

钟跃民已经有三十多年没去过李奎勇的家了，李奎勇家仍然在宣武区南横街的大杂院里，还是当年那两间房子。他感到很惊讶，李奎勇的家和30年前相比，竟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改变。这个大杂院恐怕有百十年的历史了，占地面积不小，估计以前是个大户人家的宅院，而现在却看不出半点昔日的风光，因为真正意义上的院子早已经消失了，到处盖满了杂乱无章的房子，昔日的院子里只剩下一条仅够一人行走的小道。从院门到李家的房子直线距离估计有三十米，但钟跃民在这条小道上竟遇到了5个90度直角弯儿，他的脑袋蹭掉了一户人家晾出的女人裤衩，还差点儿撞进了一家正在炒菜的厨房里。钟跃民纳闷，如今的北京到处都在拆迁，一处处的高级住宅小区拔地而起，怎么这里一点儿动静也没有，还保持着几十年前的样子。

李奎勇的弟弟妹妹都已成家搬了出去，只有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从陕西回京的李奎勇没有房子，他的工作单位在接收他的时候还提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条件，必须签字保证永远不向单位提出住房要求，否则不予接收。李奎勇一家三口和母亲挤在父亲留下的两间房子里，他12岁的儿子和奶奶住在外间，李奎勇和妻子住在里间。李奎勇的母亲两年前患了老年痴呆症，记忆力全部丧失，每天除了昏睡就是一声不吭地呆坐在床沿上，此时，老人正躺在床上昏睡。

钟跃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见到李奎勇了，这一见却吃了一惊。李奎勇已经完全变了样子，他身上瘦得脱了形，衣服像是挂在身上，显得空荡荡的。他的脸庞已经浮肿变形，皮肤是暗黑色的，透出一种死亡的气息。钟跃民进门时，李奎勇正在剧烈地咳嗽，他的妻子王淑芬和大弟弟李奎元在帮他捶背，李奎勇连连吐出几口带血的浓痰才慢慢平复下来。

钟跃民感到很难过，此时他不知该说些什么好，只是低声说了一句：“奎勇，我才知道你病了，你该早告诉我。”

李奎勇笑道：“跃民，你来啦？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媳妇王淑芬，我弟弟奎元你见过，就不用我介绍了。”

王淑芬是个农村妇女，长得比较丑，她怯生生地向钟跃民点点头，便和李奎元走到外屋。

李奎勇说：“跃民，我媳妇是个农村娘们儿，没见过世面，见了生人就不敢说话，让你见笑了。”

钟跃民笑笑：“肯定挺能干的。”

“长得很丑是不是？”

“一般吧，你看着顺眼就行。”

“问题是我看着也不大顺眼，不过她心眼儿挺好的，我这个条件也只能找这样的媳妇。这种娘们儿虽说模样不济，可一旦跟了你就死心塌地，让人很放心。”

“你妈也需要有个人照顾，要是找个城里姑娘，人家才懒得伺候老人，所以说好事不能都让你一个人占全了。”

“跃民，我还记得你上一次来我家是30年前，你约我一起去天桥剧场买《红色娘子军》的舞剧票，从此以后你再也没来过。时间过得真快，一晃30年过去了，想起来就像昨天发生的事一样。跃民，今天我请你来没别的意思，就是想和你告个别，我要走了。”

“你别这么说，得了病就得治，咱们都要有信心，我可不是来和你告别的，我已经给你联系好了医院，一会儿我陪你去，反正你不能这么消极地在家里待着。”

“跃民，你没必要安慰我，你说的话恐怕自己都不信，已经是晚期了，干吗要花这个冤枉钱？现在的医院黑着呢，就像个无底洞，多少钱扔进去都填不满。咱别犯傻，治与不治结果都是一样的。”

“这叫什么话？你不用考虑钱的问题，这由我来解决。咱们朋友一场，今天你能不能听我一句，咱们先去医院好不好？”

“哥们儿，你应该了解我，凡是我想做的事，谁劝也没有用，咱们不谈这些好不好？你我认识几十年了，见面不吵架的时候少，如今我要走了，你就别招我烦了行不行？”

钟跃民无言以对，他不知该说些什么好，面对着这样贫困的家庭，他觉得自己无论说什么都是废话，他除了能拿出一点儿钱来，别的什么忙也帮不上。李奎勇所在的出租汽车公司是个集体所有制单位，医疗费实行包干政策，每年只按人头发放200元医疗费，如果看病费用超过200元，就得自掏腰包。钟跃民知道，如今200元的医疗费连一次感冒都得不起，有钱人还无所谓，只苦了李奎勇这类无权无势的老百姓。李奎勇说得没错，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什么平等，一般来说，每个人的命运从一出生就注定了。钟跃民记得李奎勇曾经很为自己的工人出身而自豪，曾几何时，工人阶级的牌子多么响亮，还被称为“领导阶级”，尽管没有什么实际利益，但至少是受人尊重的，可是如今像李奎勇这样的工人，已经无可奈何地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成了弱势群体。想到这里，钟跃民感到很辛酸。

“跃民，你信佛吗？”

“不信，我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我绝对尊重宗教信仰。”

“我以前也不信，后来我接触了几个信佛的人，常和他们聊天，我渐渐地对佛教有了些兴趣，只是那会儿我工作太忙。你想啊，我那时每天早上一醒，眼睛还没睁开就他妈的欠了公司两百多块钱的‘车份儿’，哪有工夫琢磨别的。我生病以后才算是有了闲，于是就先把自己这一辈子仔细想了想，最后又想到了佛教。能静静地想想心事，这也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我心里也好受点儿。跃民，你愿意听听吗？”

“当然，我今天就是来陪你聊天的，咱们俩有多少年没好好聊聊了？难得凑在一起呀，今天咱们聊个够，你说吧，我听着呢。”

“那次在医院，医生把我弟弟叫到办公室谈话，还把门关上，我心里就有点儿明白了，看来我这病有点儿悬啦。奎元出来时我一眼就看出他哭过，咱们中国的医院就这点不好，谁得了绝症就千方百计地瞒着，怕病人想不开，有些病人也愿意配合医生装傻充愣，自己蒙自己。可我早就想明白了，既然是寿限到了，该走咱就得走。当时我一把揪过奎元说，‘你小子长能耐了是不是？有事敢瞒着我。我知道，我的病治不好了，是不是？今天你要是不说我就揍你’。奎元当时哭了，说‘大哥，医生已经确诊了，是肺癌晚期，医生说要马上住院’。我说，‘既然已经是晚期了，还住什么院，这不是把钱往水里扔吗？最后无非是人死了，活着的人也倾家荡产了，走吧，咱们回家’。当天晚上我就失眠了，先是咳嗽咳得睡不着，后来不咳了，我还是睡不着。我想了很多，先是觉得这辈子活得太窝囊。你想，我这辈子就没过过一天的舒心日子，小时候家里孩子多，全靠我爸一个人挣钱养家，本来日子过得就紧巴巴，偏偏又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只记得那几年我经常饿得肚皮贴后脊梁，眼睛里总是小星星乱飞，那滋味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14岁时，我爸一撒手走了，我这个长子就代替父亲管起了这个家，托社会主义的福，那时我爸的单位还按规定每月向我家发放抚恤金，不然我们家可就惨了。你知道吗？这是我们家历史上最富裕的几年，因为国家规定抚恤金是按家庭人口发放，虽然每人只有十几块钱，可是我家人口多，这样就占了便宜，加起来比我爸在世时的工资还高，仔细想想挺让人辛酸，这样的便宜居然是拿我爸的命换来的。后来我去陕西插队，那段日子你也经历了，咱们那儿是穷村，连续很多年工值都是每天合5分钱，辛苦了一年还倒欠钱。我为了能挣点儿钱给家里寄去，每天拼命干活儿，还自愿到水库工地上背石头，有一次工程塌方还把我活埋了，被救出来后我整整昏迷了两天两夜，左边的肋骨折了3根，还吐了血。我歇了一个月，伤还没好又上了工地，其实没人逼我去，是我自己舍不得工地上那几顿饱饭和每天一块钱的工钱。这样的日子我过了整整4年，1974年我才被分配到县电力局野外架线队工作。总算有了份工资，我真的很知足，每月把工资的一半儿都寄回家，自己连身衣服都舍不得买，长年都穿着工作服，无论多苦多累，我都牢牢地记着，我他妈的不是光为自己活着，家里还有老妈和一大群弟弟妹妹，我是长子，得负起这份责任。在这期间我有了个相好的，是个西安知青，长相虽然一般，可人品还不错，我们相好了3年，最后还是分了手，这不能怨她，我家的情况是明摆着的，哪个女人嫁给我也不可能有好日子过，她犹豫了很长时间，再加上她父母的压力，最后还是下决心和我断了。不怕你笑话，我们相好了3年，我硬是没动过她一根指头，不是没机会，而是我怕将来万一结不了婚坑了人家，临分手的那天她哭着对我说要把身子给我，也不枉我们相好一场。我不是圣人，要是有个你喜欢的女人哭着喊着非要和你睡，你能撑得住？当时我心一横，心说，爱怎么着怎么着，我先把事儿干了再说。可是说来不好意思，那天晚上我什么也没干成。你想啊，一个和自己相好了几年的女人要永远地离你而去，这种感觉太让人绝望了，我和她在那天晚上都处于这种绝望的状态下，连寻死的心都有，哪还有心思干那个？不阳痿才怪呢。我们就这么搂着过了一夜，第二天她走时我们都很平静，既然都知道今生今世不可能在一起，那还不如平静地分手，长痛不如短痛啊，从此我再也没见过她。说真的，我忘不了她，她是我一生中唯一爱过的女人，这种爱的感觉我想以后不会再有了。后来我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现在的媳妇，刚才你看见了，长得丑，脑子还不大明白，基本上是个文盲。她家即使在陕北农村也算是贫困户，和我的家境是半斤对八两，谁也别嫌谁。这是我的命，我必须得认命，什么叫万念俱灰，大概也就是这样吧？我这辈子就是个穷命，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摆脱不了这个穷命，现在我真是认头了，人怎么能挣过命呢。我挣扎了一辈子，到头来不但自己的现状没有改变，亲人的现状也没有改变，就算在朋友中间，我也是个没用的人，混到这个份儿上，也早该被淘汰出局了。

钟跃民制止住他的话：“奎勇，你这样评价自己是很不公正的，你做得已经够多的了，别说你的亲人，就连我这个朋友，也在最困难的时候接受过你的帮助。我钟跃民永远也忘不了，记得那时你对我说过，‘谁都有走背运的时候，你要是条汉子就得咬牙扛过去’。奎勇，你知道吗？就这么一句话，当时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人在失意的时候感情是最脆弱的。奎勇啊，我们是朋友，朋友之间是要互相帮助的，我曾经接受过你的帮助，现在我的情况好些了，也有能力帮助朋友了，希望你也不要拒绝我。”

钟跃民拿出那两万元现金说：“奎勇，既然你不愿住进医院，我想我还是应该尊重你的选择，请你把这些钱收下，钱不多，只能救救急，过几天我会再送些钱来。”

李奎勇望着钟跃民说：“跃民，如果我不接受呢？”

“那我扭头就走，从此没你这个朋友，记得吗？这句话你曾经对我说过，今天该轮到我说了。”

李奎勇叹了口气抱怨道：“你呀，总是不吃亏，我那句话你现在还记着，又原样给我扔了回来，报复心够强的，好吧，我收下就是，咱们聊点儿别的。”

钟跃民问：“你刚才提到对佛教感兴趣，这是怎么回事？我记得你也是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李奎勇又剧烈地咳嗽起来，钟跃民连忙帮他捶背，好一会儿才平复下来。李奎勇吐出了很多血痰，他用毛巾擦擦嘴角上的血迹，说：“我有个信佛的朋友，他告诉我，佛教相信轮回转世，认为每个人都有前世和来生，如果你这辈子修得好，做了很多善事，那么下辈子还会投胎为人，还会生活得很幸福。反过来说，要是你这辈子经常作恶，那么下辈子投胎就未必是人了，也许成了某种动物。当然，变成了动物也不是完全没有了希望，经过若干次轮回，也许还能重新投胎为人，但这个人一生的命运不会太好，恐怕要受苦一辈子。佛教讲究因果报应，作恶就必须受到惩罚，就像欠了债必须要还一样，这辈子没还，下辈子也得还。我那朋友说，他的师父修行层次很高，而且已经开了‘天眼’，一眼能看出人的前世。有一次，他师父买东西，进了一家大商场，一进门见商场里乱哄哄的，到处是人，这时他的‘天眼’就睁开了。这一睁开不要紧，他发现这商场立马变成了动物园，到处是动物，从耗子到大象，应有尽有。他师父当时挺纳闷，心说，这个商场的动物也忒多了，往日逛商场虽说也能见到些动物，但毕竟人是多数，比例不会相差得太大。后来这位老先生转念一想就明白了，原来这个商场坐落在这个城市的贫民区，这里的居民都是从事最下等工作的人，这就对了，很多人的前世都是动物，难怪要受穷，这就是因果。当时我一听就怒了，操，有这么糟蹋人的吗？本来当穷人就够倒霉的了，还得挨骂，连他妈的上辈子都是动物，这也太让人没盼头了……”

钟跃民忍不住笑了起来：“按达尔文的进化论说，人本来就是动物变的，富人、穷人都一样，最早都是三叶虫，或是单细胞生物，这没什么可丢份儿的。”

李奎勇也笑了：“我本来也想请那位高人看看我的前世，就算是动物也该有点儿区别吧？老虎和耗子都是动物，可是这两类动物能比吗？一个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一个是除‘四害’的对象。后来我还是没敢让人家看，为什么？主要是心里没底，万一我被认出上一世是只耗子，而且还是被耗子药药死的，那我可真就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这太让人绝望了。”

钟跃民没有说话，他是个现实主义者，既不关心前世也不在乎来生，管他什么轮回。

李奎勇又咳嗽了一阵，继续说：“当然，这都是玩笑话。我问过那个信佛的朋友，人能不能停止轮回？不管下辈子是人还是动物，我都他妈的烦了，我什么都不想当，最好让我永不投生。他说除非你修行达到极高的境界，那时你可以进入极乐世界，只有到了这个层次才能停止轮回，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我听了他的回答顿时感到灰溜溜的，心里很不痛快。你想啊，就这么没完没了地轮回下去，哪辈子是头啊？人这一辈子真是很没意思，要说人为什么活着，每个人都能说出一大堆理由。要我说，人活着就是为了生存，没有别的目的，既然来到这个世界上，你就得想法活下去，就得拼命挣钱养活自己，要是有了孩子，你还得把孩子养大，孩子大了你也老了，离死也就不远了，这辈子就这么过去了，要说有什么意义，我看狗屁意义也没有。”

钟跃民笑了：“你这个结论倒是很直截了当，其实很多事情原本就是这么简单，不过是被人为地复杂化了，作为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既没有选择的可能，也没有目的。”

李奎勇向钟跃民伸出手：“给我一支烟。”

“哥们儿，这不太好吧？抽烟会使你的病加重，你还是忍着点儿吧。”

“已经是这样了，多抽一支烟和少抽一支烟没有什么区别，破罐破摔吧。”

“这倒也是，身子都掉井里了，耳朵还挂得住？这会儿你就是想抽白面儿，我也不能拒绝你。”钟跃民替他把香烟点燃。

李奎勇深深吸了一口烟：“好几天没抽烟了，我媳妇把烟都藏起来了，好像我戒烟病就能好似的，还是你够意思，能理解一个要死的人的心思，和你聊天我很轻松。跃民，当我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的时候，你猜我是什么心情？”

“大概是挺高兴，因为你活得太累了，活得不耐烦了，想一劳永逸地休息了，是不是？”

李奎勇兴奋地给了钟跃民一拳：“太对了，还是你理解我，你小子是挺聪明的。说真的，当时我是挺高兴，就像小时候盼过年似的，我是觉得活得太累，不光是累，还没有盼头。我记得插队时干累活儿，最累的时候就盼着收工，因为收工后你可以在井台上洗个澡，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都供你支配，这是每天中最轻松的时刻，这就是最具体的盼头，要是没有这个盼头，我可能支撑不到收工就趴下了。可是就整个人生来说，我却找不到盼头，无论我怎样挣扎也改变不了现状，这就是命啊。我有时就盯着我儿子，一盯能盯1个小时，我就琢磨，我把这小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也许是个错误。这小子随我，从小就不爱学习，一看书就犯困，可打架却有些天分，你看我现在什么德行，他将来就是什么德行，差不了太多。你别指望他将来能考上大学，找份体面的工作，没戏，他也就是个干糙活儿的料，能混口饭吃就不错了。将来的社会竞争会更激烈，像这种头脑简单的愣头青还不是得受一辈子穷？等到年纪大了，该找个媳妇了，到那时这小子就该步他爹的后尘了，又没文化又穷，好人家的女孩儿谁会跟他？只能找个又丑又傻的媳妇凑合着，要是生了孩子，他还得拼命挣钱养活孩子，到头来和我一样，一辈子穷困潦倒，让人看不起。我越想越灰心啊，没盼头的日子真的很没意思。现在好了，我这辈子终于熬出头了，世界上再操蛋的事也总得有个完。跃民，我真累了，该走啦。”

钟跃民久久地沉默着，他觉得李奎勇今天显得话格外多，这似乎是回光返照，在意识到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他对人生有了某种感悟。

李奎勇又点燃一支烟，继续说道：“前些日子我看过一本书，是个遭遇车祸的人被抢救过来后写的。当他被送进医院抢救室时，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他感到浑身暖洋洋的，全身都处于一种松弛状态，舒服极了，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变得很轻，渐渐地飘浮起来，一直飘到天花板上，他从天花板向下望去，只见医务人员仍在拼命地给他做人工呼吸，他的遗体静静地躺在床上，家属在一边哭喊着……这时他才明白，此时在天花板上的他是一个已经脱离了肉体，能四处飘荡的灵魂……这个人最后又被抢救过来，他大概是属于阳寿未尽的那种人，不然咱们这些活着的人永远也不会知道濒死的感受。跃民，你看书比我多，这种事你听说过吗？”

钟跃民点点头说：“我也看过这方面的书，据说美国有个科学家想验证一下人是否有灵魂，如果有，灵魂是不是物质的。他搞了一个实验，把一个濒临死亡的人放在一架特制的、极精密的电子秤上，在那个人咽气的一刹那，他发现这个人的体重突然减少了零点几克，这个科学家得出结论，他认为人的灵魂是物质的，因为它有重量。当然，至于人是否真有灵魂，目前人类所掌握的科学手段还不足以验证，因此也不能得出结论。”

李奎勇突然脸色惨白，大汗淋漓，他痛苦地捂住胸口，呼吸显得很急促。钟跃民急忙扶住他问道：“奎勇，你是不是很疼？”

“是啊，浑身都在疼，疼得有些受不了，得了癌症真是件很痛苦的事，我真不希望再拖下去了，还是早点儿了结好。跃民，我想求你一件事，你得答应我。”

钟跃民摇摇头：“在你没说出具体要求之前，我恐怕什么也不能答应你。”

“事情不大，你也做得到，给我找点儿安眠药，行吗？”

“奎勇，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我帮不了你，你的要求使我为难，你总不能为了自己要飞到天花板上，就让我去坐牢，顶个杀人犯的恶名，这太不公平了。”

李奎勇长叹一声：“我就知道你不会帮我，你小子，真他妈的不够意思。”

“除了这个要求，别的我都能答应你，我可以为你母亲养老送终，也可以尽我的能力帮助你的老婆孩子。”

李奎勇摇摇头：“朋友只可救急，但救不了穷。我走了以后，奎元就是长子了，他应该承担起责任。跃民，今天我找你来，就是想和你告个别，既然朋友一场，就总要有始有终，现在我有点儿累了，你走吧，不要再来了。我走后奎元会通知你。再见吧，哥们儿，要是有缘，咱们下辈子还做朋友。”

钟跃民神色黯然地拥抱了李奎勇：“奎勇，再见！”他站起来向门口走去，他知道如果再不走，他就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悲伤。

“跃民……”

钟跃民停住脚步，但他没有回头。

“我走的时候，会在天花板上等你，你看不见我，可我能看见你，你朝我招招手，我才会放心地走，那是咱们最后的告别……”

钟跃民没有回头，他低声回答：“我知道了……”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周晓白给钟跃民打来电话，说有人送了她两张音乐会的票，是柏林爱乐交响乐团访华演出的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指挥大师祖宾·梅塔担任客座指挥。

周晓白问钟跃民有没有兴趣听听。

钟跃民当然有兴趣，柏林爱乐可是世界一流的交响乐团，更何况还是大名鼎鼎的祖宾·梅塔担任指挥。

周晓白的父亲周镇南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大军区正职的职务离休，他的家搬进了干休所的一座二层的小楼里。周家的子女大都在外地工作，只有最小的女儿周晓白在北京。在周家众多的子女中，周镇南最宠爱的还是小女儿周晓白。他在位的时候动用职权把周晓白从野战军调入北京的总部医院，对此，周镇南毫不隐讳：老子年纪大了，调回个子女照顾一下又怎么啦？谁爱说闲话就说去，老子听不见。看来周晓白被提升为大校副院长，这里面也有周镇南操作的因素。别看他已经离休，没有了权力，但他在军队的余威尚在，他的老部下遍布全军，老头子说句话还是有一定分量的。

周晓白的两个哥哥都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一直在军队服役，如今都已官拜少将，成了某军事部门的负责人。这似乎是个惯例，像周镇南这类1955年授衔的中将，子女中出现几个将军也是正常的。周晓白出身于这种典型的军人世家，父亲是中将，哥哥们是少将，她这个最小的女儿军衔也最低，是肩章上两杠四星的大校军衔。

这些日子，周晓白的二哥周淮海在北京开会，他便带着秘书和警卫员住回父母家。钟跃民如约来找周晓白时，正遇见要出门开会的周淮海。他是个英俊的中年人，长得和周晓白很相像，眼睛很大，双眼皮，肤色白皙，显得有些文弱。他穿着一身毛料将官军服，肩章上佩着金灿灿的将星，正要往沃尔沃轿车里钻，看见钟跃民走进院子便直起身子问道：“你找谁？”

钟跃民客气地向他点点头说：“我找周晓白。”

周淮海上下审视着钟跃民问道：“你是哪个单位的，找她有什么事吗？”

钟跃民有点儿烦了，这个人什么毛病，上来就查户口，有什么事？难道没事就不能来吗？他故意回答：“我没有单位，是个体户，今天我有点儿时间，来找周晓白聊聊。”

周淮海其实没有无礼的意思，他不过是当领导干部时间长了，养成了首长的习惯，话一出口就不自觉地带有居高临下的口吻。但钟跃民的回答也很牛气，看他的意思，是他今天好不容易抽出点儿时间来找周副院长聊聊，他以为自己是谁，组织部部长？这是什么话，晓白从哪里认识这么个个体户。周淮海真有些生气了，他不屑和这种人一般见识，便沉下脸道：“周晓白不在家。”言外之意是希望钟跃民马上走。

钟跃民却不识相：“不对吧？她说好了等我，怎么能言而无信呢？看来只有两种可能：或是周晓白缺乏诚信，或是你没说实话。”

周淮海的秘书正把手挡在汽车门框上，防止首长碰了头，他一听钟跃民的话便恼了，连忙喝道：“嗨，你怎么和首长说话呢？”

钟跃民不卑不亢地回答：“我是个老百姓，又不归你们首长管。再说了，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首长。您别笑话，我们老百姓不认识你们肩牌儿上的东西，我有个表弟刚从军校毕业，他肩牌儿上也是一颗星，我记得他说过，凡是挂一颗星的都是少尉，也就是排长，排长能算首长吗？”

周晓白这时站在二楼的露台上正饶有兴味地听钟跃民胡诌，她早就看见钟跃民走进院子，还没来得及招呼他，就见钟跃民和二哥发生了冲突，她索性不说话看起了热闹。钟跃民可是很久没耍贫嘴了，这家伙一旦来了情绪往往是妙语连珠，气死活人不偿命。周晓白就喜欢听他胡诌，别管心里有多烦，一听钟跃民胡侃，心里的烦恼马上就烟消云散。当她听到钟跃民故意把少将当成少尉时，周晓白忍不住在露台上放声大笑起来。

正待发作的周淮海和秘书见露台上的周晓白乐得前仰后合，心中便疑惑起来，周淮海问道：“晓白，你傻笑什么？这是谁呀？”

周晓白捂着肚子笑道：“二哥，你赶快走吧，再不走，你连少尉都当不上了，也许就是列兵了。哎哟，钟跃民呀，你可乐死我了，我的肚子……”

周淮海和秘书苦笑着钻进汽车走了。

钟跃民走进客厅抱怨道：“侯门深似海呀，一个个体户要见周副院长怎么这样难呢？那个少将是你二哥，他打过仗没有？”

“好像没打过，他是搞技术的出身。”周晓白忙着给他沏茶。

钟跃民说起了风凉话：“在我眼里，只有1955年那批将军才是货真价实的，那是打出来的。哼，现在……什么少将？跟黄酱差不多。”

“行啦，你嘴上积德吧，再说下去，你的损话就全来了。我替你说吧，我爸是‘钟匠’，我哥是‘黄酱’，我是‘两毛四’，行了吧？”

钟跃民气儿正不顺，张嘴便教训起人来：“晓白，你这个大校差不多就算了，别再让你爸走门路晋将了，要是像你这种连枪都没怎么摸过的女将军再多几个，咱们军队的脸往哪儿放啊？再说了，就算是将军世家，也不能一窝一窝地出将军，我看你们家快成‘酱缸’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当将军可不能靠遗传基因，你是医生，就老老实实当好你的医生呗，非去当什么副院长，还真事儿似的挂个大校的牌子，起什么哄呀？”

周晓白被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她憋了好一会儿才还嘴道：“钟跃民，你这混账东西，嘴还这么损，我二哥得罪了你，我又没得罪你，你怎么就会欺负我？这辈子碰上你算我倒霉，年轻时你就欺负我，这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还欺负我。哼，除了你，还没人敢跟我这么说话。我忘了是谁说过，宁可被挂在悬崖上，也别挂在钟跃民的舌头上，那可了不得，绝对是场灾难。”

钟跃民又想起了周淮海，嘴上便越发恶毒起来：“你二哥倒是挺气宇轩昂，尤其是让那身将官服一打扮，就像个金丝雀，漂漂亮亮的，他该去指挥仪仗队，那才能体现中国军人的风貌呢，外国元首一看，以为中国几百万军人都是这种飘逸俊秀的小白脸儿，能不能打仗单说，至少是一支英俊漂亮的军队，漂亮得让敌人都舍不得打你。”

周晓白讨饶道：“行了，行了，你饶了我们一家吧，我替我哥向你道歉，你嘴下积德吧。”

钟跃民觉得自己已经说痛快了，便住了嘴。

周晓白叹了口气道：“其实，你要是不转业，现在也该是大校了。咱们这些老朋友里，只有你最适合当职业军人，如果再有几场战争，你还真能成为将军，你有这个潜质。你呀，真是太可惜了，一个本来有希望成为将军建功立业的人，现在却成了小老板，无论怎么说都是浪费人才。”

钟跃民最不爱听这种话，他反驳道：“这是俗人的想法，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可不是为了建功立业。首先他是不得不来，因为他没有选择的权利。既然来了，那就要选择一种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快乐地度过一生。你二哥认为当官快乐，那是他自己的事，但谁也没有权利要求别人认同自己的价值观。”

周晓白自知不是钟跃民的对手，便息事宁人地说：“我是俗人，行了吧？你这个小老板已经训了我这个副院长半天了，总该歇歇嘴了。”

“晓白，你不要净往自己脸上贴金，谁说你是俗人了？你有这么好吗，我看你像个专制者，万幸的是现在权力还小点儿，只是个副院长，要是你当了总后卫生部部长，那还有别人的活路吗？”钟跃民刻薄地挖苦道。

周晓白气得端起水杯要泼钟跃民：“你还有完没完了……”

“跃民，你来了。”袁军从书房里走出来向钟跃民打招呼。

钟跃民随袁军走进书房，见书房里摆着一个很大的沙盘，上面摆放着一些坦克和火炮模型，钟跃民笑道：“到底是当副师长的人，在家里还玩沙盘作业。”

袁军显得有些疲惫，他用手指轻轻揉着太阳穴说：“要下部队了，得熟悉一下业务。当年在装甲兵指挥学院，我的成绩还算不错，后来被调到总部工作，我觉得专业用不上了，也就慢慢荒疏了。这两天我在临阵磨枪，不然到了部队非招人笑话不可。”

周晓白说：“你早干吗去了？这么多年在总部就是混日子，别的本事没学会，就是吃饭喝酒的水平见长，都是让下面部队给惯的。”

钟跃民仔细看着沙盘问：“这是装甲集群师进攻的队形？看着还挺像那么回事嘛。”

袁军笑道：“玩坦克战术你可是外行，最好不要发表评论。”

钟跃民像玩玩具一样摆弄着沙盘上的坦克模型道：“咱们来一场不对称的红蓝军对抗演习怎么样？”

“好啊，你说怎么玩？”

“你为红军，是一个齐装满员的甲种坦克师。我为蓝军，是一个特种侦察大队，我率先攻击，你认为我首选的攻击点应该在红军的什么位置上？”

袁军不屑地笑笑：“小儿科嘛，这还用问？特种部队擅长偷袭，他的攻击点应该选在我军的指挥系统、通信和信息处理系统等要命的地方。”

钟跃民说：“我费那个劲干什么？找个管道工把你们驻地附近的自来水管道弄开，把巴豆水灌进去，顶多是费几百公斤巴豆，剩下的事就是看热闹了，一个师的人在同一天一起拉肚子肯定是非常壮观的景象。要是我高兴，再把你们驻地的污水管道堵死，让粪便从厕所里漾出来，不出一天，这个坦克师就成了臭烘烘的大粪场……”

袁军想了想承认道：“这倒是个歪招儿，你这个人总能想出点儿歪门邪道来。”

周晓白已经换上了一套蓝色的毛料裙装，一副白领职业妇女的装束，她走进客厅说：“恶心死了，这是钟跃民式的特种战，只有他才想得出这种歪招儿。”

袁军认真地说：“你可别小看了这个主意，这是真正的智慧，关键在于思路的灵活多变，不以固定的思维去考虑问题。”

周晓白笑道：“这里有个规律，凡是从小安分守己的好孩子，打死他也想不出这么多歪招儿来；相反，能想出这种歪招儿来的人，小时候肯定是狗都嫌的孩子。”

袁军表示同意：“没错，钟跃民小时候的确不是个好孩子，我可以证明。”

周晓白催促道：“跃民，别侃了，咱们该走了，音乐厅有规定，迟到者必须等到幕间休息才能进去，咱们可别晚了。”

钟跃民不好意思地对袁军说：“你也和我们一起去吧，不然多不礼貌。”

袁军摆摆手笑道：“音乐厅是你们这些情趣高雅的人去的地方，我可不敢到那儿去充数。晓白说过，对于高雅音乐，不怕你不懂，就怕你明明不懂还要装模作样，自命风雅。你们去吧，我这个人品位太低，不喜欢交响乐。”

周晓白亲昵地挖苦道：“我们袁军就这点好，绝对是有自知之明。”

钟跃民和周晓白走进剧场的时候，灯光正好暗了下来，紫红色的丝绒大幕徐徐拉开，指挥大师祖宾·梅塔身穿传统的黑色燕尾服，背对着观众举起了指挥棒。钟跃民和周晓白在黑暗中不停向人道歉，摸索着找到自己的座位。他们刚刚坐稳，舞台上的灯光骤然发出一片光明，祖宾·梅塔银色的指挥棒在灯光下划出一道闪电，第一乐章开始了，引子在震音背景的衬托下展开……

周晓白在钟跃民耳边轻声道：“来得真是时候，仿佛有神示，祖宾·梅塔就像是在等咱们。”

钟跃民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轻声嘘了一下，他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展开的第一乐章中，这时第一主题已经出现，他感到贝多芬那逝去一百多年的灵魂在今夜又回到了人间，那傲岸不屈的气概表现出不畏强暴的性格，这真是个极有个性的男人。随着第一主题的展开，一股雄性的气息扑面而来，钟跃民瞬时感到血液在周身激荡，激情在黑暗中迸发……

钟跃民合上眼睛，仿佛已经睡去。在这个世界上，何谓光明，何谓黑暗？人人都认为自己在寻找光明，以为自己找到的就是光明，这才使这个世界复杂起来，这是人性使然。人性将这个世界对立起来，这个世界才有了光明与黑暗、善良与邪恶，对于这种种对立的事物，究竟谁才具有评判权呢？罗曼·罗兰曾作出这样的判断：“要是一个人听了器乐美妙的和弦，或是听了温柔的歌声，而不知道欣赏，不知道感动，不会从头到脚地震颤，不会心旷神怡，不会超脱自我，那么这个人的心就是不正的、丑恶的、堕落的。”

钟跃民冷冷地笑了，罗曼·罗兰先生，此言差矣。一个邪恶的人也可能被音乐所感动。历史曾留下这样一个瞬间，当纳粹军队占领华沙时，一个温文尔雅的德国军官下令处决了一批波兰市民，在行刑队的枪声响过之后，这位军官在尸体堆旁弹奏起钢琴，弹奏的竟是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据目击者说，这位军官的演奏水平极为专业，对乐曲的理解非常深刻，以一种柔情蜜意的处理手法细腻地表现了贝多芬的情感，如梦如幻的钢琴曲在华沙的街道上回荡，而受害者的鲜血已经汇成了一条红色的小溪……

在这个世界上，何谓善，何谓恶？不同的种族和意识形态由于立场和角度不同，导致了结论的大相径庭。在这个多元的世界上，存在着多元的真理，当真理与真理发生冲突时，人类便不可避免地陷入惶惑之中，不同的理念和立场在冲撞，在对抗，导致了仇恨、流血和战争……

感慨中，乐队已经展开了第三乐章，双主题变奏曲，如歌的慢板，音乐中充满了沉思、梦幻与期望。突然，严峻的号角声响起，惊醒了人们的美梦，音乐中出现了分外哀伤的叹息，旋律变得如泣如诉，忧郁伤感……

贝多芬的思想是深邃的，又是简约的。他用音乐的语言告诉人类：只有当所有的人都成为兄弟的时候，人类才可能获得幸福。第四乐章那巨浪冲击式的急板一下子抓住了钟跃民的心，引起他无穷的遐想……

这个世界上尽管有太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但人类理性的思维和科学的批判精神像黑暗中的闪电划破夜空，以其巨大的穿透力穿越历史的尘埃，最终将人类载往理想的彼岸。那将是个何等辉煌的彼岸，到处是生气勃勃的灵性、充满创造力的无涯空间、奔腾驰骋的激情、轰轰烈烈的生命意志和令人倾慕的人格力量，所有的人都像兄弟姐妹一样生活在一起，消除了种族的偏见，消除了仇恨，没有了思想的桎梏，只有心灵的自由勃发和个性的恣肆张扬，那该是一个值得我们千秋万代仰视的理想境界……人不能过一种没有希望的生活，而整个人类又何尝不是这样？

全曲的高潮即将来临，男中音领唱、男女声四重唱与交响合唱的形式多次变奏，交替出现，最后阵容强大的合唱队骤然爆发出巨大的声浪，气势磅礴，热情昂扬地合唱出《欢乐颂》的主题：

拥抱起来，亿万人民，

大家相亲又相爱

…………

整个终曲辉煌壮丽，交响乐队与欢腾激越的大合唱汇成了汹涌澎湃的洪流，喻示着欢乐的人群在理想的天国里尽情高歌着人生的欢乐与美好，一切黑暗和丑恶都将在这里被淹没……

钟跃民被强烈地震撼着，他觉得自己的心脏猛然迸裂开来，一股滚烫的液体从眼中喷涌而出，在这一瞬间，他看见周晓白也在用纸巾擦拭着眼泪……

深夜，钟跃民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他惊坐起来，呆呆地盯着电话机，霎时出了一身冷汗，深夜的电话铃声似乎是某种不祥之兆，是谁这么晚打来的电话？钟跃民抓起电话：“我是钟跃民，请讲话。”

“钟大哥，我是李奎勇的弟弟李奎元，对不起，这么晚了还打扰你……”

钟跃民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是不是你哥的事情，他怎么样了？你简单点儿说。”

李奎元抽泣起来：“我哥他刚刚去世，现在我们全家都在医院里，我哥嘱咐过，他走以后马上通知你。”

“知道了，我马上去。”钟跃民挂上电话，开始穿衣服。

高玥也被惊醒了，她惊慌地连声问道：“跃民，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

“李奎勇病故了，现在在医院里，我得去看看。”

“我跟你一起去。”

“不用了，你睡吧。”

钟跃民赶到医院抢救室的时候，医务人员正在撤掉吊瓶和监护设备，李奎勇的遗体还躺在抢救台上，他的几个弟弟妹妹正在哭着给他擦洗身子、换衣服，他们显得格外悲痛。

李奎元告诉钟跃民，他哥哥是1个小时之前在家里进入弥留状态的。由于李奎勇生病以后坚持不肯进医院治疗，弟弟妹妹谁也不敢违背他的决定，因为谁要是提出去医院谁就得挨骂，大家只好轮流请假护理这个大哥，只有等他进入弥留状态时才敢叫救护车把他送进医院抢救。

钟跃民走到李奎勇身边，望着他已无生气的脸，久久注视着。他想起不久前自己和李奎勇有关灵魂的那段对话，感到心中一片茫然。他想对死者家属说点儿什么安慰的话，却觉得嗓子被哽住了，他张了张嘴，结果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他缓缓地抬起头来，两眼注视着天花板，李奎勇生前的那句话在他耳边响起：“我走的时候，会在天花板上等你，你看不见我，可我能看见你，你朝我招招手，我才会放心地走……”

钟跃民知道，此时李奎勇的灵魂正在默默地注视着他，等待着和他告别。他艰难地扬起左手，只说了句：“奎勇，你走好，钟跃民和你告别了……”

话没说完，他已经泪流满面了，冥冥中他似乎听到一声深深的叹息，他知道，李奎勇的灵魂永远地逝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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