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气候并不是总是处于一种适合人类生存的良好状态，有时候地球气候的变化非常猛烈和极端，导致人类的生活及生产环境变得非常恶劣，使人类生命受到严重危险，导致自然界的动植物大量死亡，人类的农业和畜牧业也面临灭顶之灾。

根据古埃及等历史文献记载，在距今4300年至4100年期间，地球上发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小冰河期，这次冰河期导致埃及等非洲北部地非常干旱和寒冷，尼罗河水位下降，而且经常断流。由于尼罗河三角洲及沿岸农业区和畜牧区的减产和绝收，导致埃及陷入了一百多年战争、分裂和慌乱状态。

根据考古发现的古埃及历史文献记载，本次灾难导致的饥荒，造成普遍“易子而食”的人吃人现象。当时埃及是地中海沿岸地区及中东地区物产最为丰富的鱼米之乡，它的灾难已经如此惨烈，其他相对贫瘠地区的人民，经受的苦难更是无法想象！

这次小冰河期导致原来居住在欧洲巴尔干半岛的农牧民族赫梯人，移居小亚细亚地区，并逐步向南发展，从而引发赫梯人与苏美尔人、阿萨德人和埃及人频繁战争。

在这次小冰河期初期，居住南欧大草原及高加索地区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大量进入伊朗等中东地区，他们进入中亚地区及我国的新疆地区，然后他们继续向南，进入印度河流域、以及印度恒河流域地区。他们在伊朗等地区建立了伊朗帝国；在印度河流域及恒河流域建立了早期印度帝国。由于这些民族都是白种人，因此他们被称为欧罗巴人，他们在语言上相同和相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语音被称为印欧语系，他们也被称为印欧人。但是他们自称“雅利安”，他们对雅利安的解释是“有信仰”和“高尚”的意思。“雅利安”在古越语中的意思是，“雅ya”是妇女、母亲和圣母的意思；“利li”是好、美好的意思；“安an”是主食、主餐的意思；“雅利安”的直译是“有美好生养的圣母族”，当然也可以引申解释为“有信仰”和“高尚”的意思，得到充足的食物，得到生存的保障，这是经历饥寒交迫人类的共同理想。

也许我国新疆地区的楼兰等古越民族建立的古国，在雅利安人等北方民族南迁后它们逐步衰落了，因为当时的雅利安人应该还属于采集和渔猎民族，他们对于农业和畜牧业知之甚少，因此他们只能从当地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那里抢夺食物、土地、家园等生活资源，这导致讨厌战争的农牧民族向更温暖的南方地区迁徙。考古学家考证，距今4200年开始新疆罗布泊周边的绿洲城市逐步被人类放弃，由此可见，这次小冰河期对地球气候和环境影响之大，范围之广！

在这次小冰河期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大陆地区民族重新分布和形成。根据考古学证据显示，距今2.5万年，在北至西伯利亚地区北冰洋海岸；南黄河流域；东至渤海、日本海和太平洋；西至中东和欧洲大陆等欧亚大陆北部地区已经有现代人类定居及活动。

目前中国在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考古发现的远古文化遗址有：

半坡文化：位于陕西西安市半坡村，年代距今约6800─6300年，半坡村的原始居民是定居的，以氏族或部落为单位，建立村落。半坡是一个没有贫富差别的原始社会。居住区有壕沟围绕，以防野兽侵害。房屋为地面和半地下式的，呈方形或圆形。居住区中央有长方形大屋，可能是氏族集体活动的场所。多种农具、鱼猎工具的出土，反映半坡居民的经济生活为农业和渔猎并重。陶器有粗砂罐、小口尖底瓶等。彩陶十分出色，红地黑彩，花纹简练朴素，绘人面、鱼、鹿、植物枝叶及几何形纹样。

从陶器上发现二十二种符号，可能是一种原始文字。半坡成人死后埋入公共墓地，常随葬陶器及骨珠等装饰品。遗址有两座同性合葬墓，分别埋着两个男子和四个女子，一般认为是母系氏族社会的葬俗。死亡儿童埋在居住区，多采用瓮棺葬。一座女孩土坑墓中随葬品精致丰富，表明当时对女孩的爱重。

石峁文化：距今约4300年左右，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高家堡镇石峁村的秃尾河北侧山峁上，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北部边缘。遗址面积约425万平方米，拥有一座石基建筑的“皇城台”大型遗址，该遗址属于中国北方地区一个超大型中心聚落。专家初步认定这个“石城”的寿命超过300年。这里可能是华夏族最早期的王城，华夏始祖黄帝的陵墓距离这里很近。

红山文化：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遗址分布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红山文化年代为公元前4000～前3000年。红山文化的居民主要从事农业，还饲养猪、牛、羊等家畜，兼事渔猎；还有磨制和打制的双孔石刀、石耜、有肩石锄等。陶器以压印和篦点的之字形纹和彩陶为特色，种类有罐、盆、瓮、无底筒形器等，玉器是红山文化的精髓。

马家窑文化：距今5700年至4300年，位于甘肃省临洮县的马家窑村，该文化遗址主要分布于黄河上游地区及甘肃，青海境内的洮河、大夏河及湟水流域和凉州的谷水流域一带。

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左右，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具有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的典型特征，彩陶文化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关中豫西晋南为中心，其文化区域包括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鄂西北，东至豫东一带，西到甘、青接壤地带等广泛地区。

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4500年左右，位于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文化遗址分布地区为东至黄海之滨、西至鲁西平原东部、北达渤海北岸、南到江苏淮北一带等广泛地区。

大汶口文化盛行枕骨人工变形以及拔牙。多见夹砂或泥质的红陶，早期以红陶为主，晚期发展为轮制陶器，出现了硬质白陶。纹饰常见镂孔、划纹、附加堆纹、篮纹，还有彩陶和朱绘陶。彩陶较少但富有特色，石器磨制精美。中期以后更出现了制作精良的玉器。

在发掘的遗址中，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聚落遗址，由成排分布的红烧土排房建筑构成。这些排房多则六间一排，少则两间相连，布局严谨，显示了较高的建筑技术。

大汶口人的葬式一般为仰身直肢葬，也有俯身葬、屈肢葬和二次葬等。另外还发现部分折头葬、折肢葬等较为特殊的葬式。中晚期以后发现有木质葬具，在有的成人墓的随葬品和儿童瓮棺的葬具中还使用了带有各种陶文的大口尊。出现了夫妻合葬和夫妻带小孩的合葬，它标志着母系社会的结束，开始或已经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

龙山文化：距今4000年左右，位于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县龙山镇（今属济南市章丘区），该文化区域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龙山文化源自大汶口文化，具有“磨光黑陶”典型文化特征。

这些文化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在4300至4000年的时间段里神秘地消失了！他们为什么要抛弃自己的家园和土地？我们认为只有极其严重的天灾人祸才会让人类举族逃难和迁徙。那么这场天灾人祸是什么？如此广泛并同期而至的灾难只能是全球性的气候灾难，即发生在距今4300年至4100年的小冰河期，冰河期导致全球气候变冷、干燥、河流及湖泊干枯、土地沙漠化等，这些恶劣的自然环境，对于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而言是致命的打击，因此农耕民族都要南迁逃难和谋生的强烈动力！

位于中原地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往江淮地区、江汉地区和长江以南地区迁徙是他们必然首先，因为当时人口稀少，这些地区能够接纳他们，加上当时严重民族仍然存在密切的宗族和文化关系，因此南方民族对北方民族仍具有很好的亲和力。

而在本次小冰河期到来之前居住在秦川盆地、陕北、蒙古草原、河西走廊等地区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他们只能越过秦岭和松潘高原进入四川盆地避难和谋生。

四川盆地四周有高大山脉及河流阻隔，因此四川盆地一个相当封闭和独立地区。远古时代的母系氏族社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以部族和家庭为基层单位小而封闭社会，整个社会缺少物资储备，并缺少扩大生产及社会服务的功能和能力，因此，逃难进入四川盆地的人口越多，当地人与迁入人之间矛盾就越激烈，最终导致战争和灾难。

三星堆文化遗址的发现，为我们揭开了本次民族迁徙引发的一场惨烈民族冲突！

三星堆古遗址：距今已有5000年至3000年左右，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分布面积12平方千米，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现有保存最完整的东、西、南城墙和月亮湾内城墙。

其中出土的文物是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在中国的文物群体中，属最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和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体之一。在这批古蜀秘宝中，有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有宽1.38米的青铜面具、更有高达3.95米的青铜神树等，均堪称独一无二的旷世神品。而以金杖为代表的金器，以满饰图案的边璋为代表的玉石器，亦多属前所未见的稀世之珍。

该遗址发现金杖、五辐精铸轮盘（即太阳图腾）、圣甲虫（即太阳神灵魂在人间的化身）等与苏美尔、古埃及等完全相似的人类远古文化特征，这说明古越文化、古蜀文化与苏美尔、古埃及一脉相称，它们同属于距今4.5万年至3.5万年前，在东南亚地区及中国西南地区形成古泰越文化，这个地区是地球末次冰河期的人类唯一的文化和文明中心，也是人类陆地大迁徙的出发地！

如果只是一般考古发现，我们肯定不会联想到在距今4300年至4100年的小冰河期期间，在古蜀国曾经发生过一场惨烈民族冲突。由于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文物都是在几个大规模祭祀坑里发现，而且这些文物大多数都被砸烂成碎片，而且这些遗物都是被挑选后，分别埋葬在几个不同的祭祀坑里，从侦破学的角度看，这是一起有计划的重大的文物销毁案件。因此我们才联想到古蜀国毁灭于一场惨烈的战火，这场战争是古蜀国本地民族势力与北方南迁民族势力的战争，最终，古蜀国势力被消灭，象征着古蜀国神权和王权的神庙和祖庙被北方南迁民族销毁，这就是三星堆文化遗址的真实历史背景。

三星堆文化遗址的文物由于破损严重，而且被人为混杂埋葬，因此考古学家和文物修复师用几十年的时间才逐步将这些文物的碎片拼接和修复而成形，让世人看到这些文物的本来面目。根据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对这些文物的分析，这些文物都是象征古蜀国神权及王权的礼器，而不是一般宫廷生活用品。这些选择性的大规模文物销毁行动这给我们传递什么文化信息？如此强大的古蜀国为什么败在一群北方流民的手里？

我们认为，由于距今4300年至距今4100年之间的小冰河期，迫使当时居住在中国北方地区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迁入四川盆地避难，小冰河期爆发初期，北方农牧民族南迁较少，由于秦岭以北各地华夏族、氐族和羌族等农牧民族与巴蜀人有血缘、经济和文化上密切联系，因此，巴蜀地区王朝和地方衙门对北方流民抱着友好接纳的态度，但是随着小冰河期引发灾害加重，导致大量的北方农牧民涌入四川盆地，由此导致四川盆地的人口突然增加，出现物资、土地等资源严重匮乏的情况，为了生存和发展，原住民与迁入民之间矛盾和冲突日益严重，最终演变成四川地区的民族战争。根据史料记载，这场战争还波及湖北、湖南和云贵高原等地区。

古蜀人作为过着长期定居生活的原住民，他们具有很强的文化优越感，而且在人与人的斗争方面富有经营和智慧。北方民族具有豪放、彪悍和勇猛的性格，因此古蜀人与迁入民的碰撞是冰与火的碰撞，搞暗斗及和平斗争北方民族肯定都过不过古蜀人，但是明刀明枪的斗争彪悍而勇猛的北方民族肯定可以轻松拿捏古蜀人。

在这场发生在四川地区，为获得生存资源的战争中，最终北方民族战胜了古蜀民族，血洗古蜀国王城即三星堆文明，胜利者摧毁了古蜀国象征神权和王权的全部礼器，胜利者想通过他们的作为告诉古蜀人只要你们放弃你们的神和王，你们就可以平安无事，大家就是一家人。

为了看到三星堆文明毁灭事件的更对细节和真相。我们先来分析古蜀国的社会形态。当时古蜀国仍然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母系氏族国家采用“帝辟结合”的统治方式，即国家及部族的最高统治者是女性君王即“帝”，帝掌管着国家和部族的神权，“帝”对外身份为大萨满、大祭司和大主教等神权实际控制人，帝和帝都祭司院负责选举和任命国家和部族的实际统治者——“辟”。“辟”相当于国家和部落的总监察官、总执行官、大总管、君王等，辟一般是帝的大女儿，有时也可能是帝的大儿子。

“辟”获得“帝”的任命后，不受帝权影响，可以独立组建由辟控制的后宫、朝廷、衙门和军队等。这套制度发展最终结果，必然导致“辟”的权力越来越大，而“帝”的权力越来越趋于象征性，帝位将完全被国家和部族实际统治者辟架空。为了改变“辟权独大”的情况，帝制神权阶层开始打破只有女性为辟的规定，开始任命嫡系贵族男性担任辟，但是，男性担任辟反而使“辟权独大”亦演亦烈，最终演变成辟位世袭或者由辟直接指定辟位接班人，“辟”再也无需通过“帝”任命。古蜀国是一个具有上万年历史的国家，此时古蜀国应该发展到“辟强帝弱”的历史阶段。

由于古蜀国统治阶层在神权与王权的分离、矛盾、冲突和腐败，为迁入四川地区的北方民族打败古蜀国地方势力，最终覆古蜀国提供机会。

也许北方迁入民族得到巴蜀当地高人的指点，这些高人建议北方南迁集团好好安抚已经没有实权的以“帝”为代表古蜀国神权集团，并获得神权集团认可和接纳，这样北方南迁集团就可以得到神权集团的册封和支持，为北方南迁集团打败古蜀国的实际控制者辟、辟朝廷和军队提供法理依据和精神支持。在北方南迁集团的文化攻势和军事的双重打击下，古蜀国辟王权集团首先被消灭，随后古蜀国的神权集团也被摧毁了，这样一个曾经承载人类无数梦想和希望古蜀国及其文明在人类的历史记忆中消失了。

如何声势浩大、极端惨烈的战争，肯定会及其古蜀国各方势力的反抗，因此胜利者与失败者之间斗争演变成长期的消耗战，当小冰河期结束，地球气候回暖后，一部分北方移民及其同盟军返回北方故土，留下来迁入民与当地人逐步融为一体，而古蜀国及其文化被人们逐步遗忘，然后新民族，新国家在中国各地遍地开花。

为什么三星堆的祭祀坑都是砸烂的礼器呢？因为要摧毁古蜀国的人们知道，要完全摧毁古蜀国，除了消灭古蜀国的统治阶层和军队，还要消灭古蜀人的信仰及文化记忆，只要这样古蜀国才不会死灰复燃、东山再起。因此，经过苦心积虑策划和准备后，胜利者才将古蜀国的将象征古蜀国宗族信仰，宗教神权，国家权力、祭祀鬼神等礼器、文物和文献等礼器和文物收集齐备，进行集中销毁和掩埋。当时古蜀国的文字典籍主要记录在竹简和木简上，因此以古蜀国有关文字典籍都被烧毁了，这就是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没有发现文字典籍的原因。他们全部砸烂和销毁！但是像鼎、盤等中性的祭祀用品，以及编钟、尊、爵等王家和贵族的生活用品，以及普通远古文化典籍等，都被胜利者占为己有，全部收入囊中。

正因为胜利者的这番操作，让后人再也读不懂古蜀国，以及那段血腥而充满迷惑的历史。那些事件制造者只给后人留了，那些莫名其妙的神话故事，以及不合情理、支离破碎的文献典籍，三星堆历史事件的制造者给中国历史蒙上一个厚重的盖板，往下我们将为大家逐步揭开这个盖板。从此，中国文人有一套人为设计过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他们追求一种没有神权的“钟鸣鼎食”的贵族生活方式，追求“学而优则仕，仕而名且利”，跟随朝廷，入朝为官，收获功名利禄的人生仕途前程。

三星堆历史事件爆发后不久，华夏民族开始树旗崛起，号称万族归宗华夏，并确定秦川地区为华夏族的起源地，黄帝是华夏帝国的首任帝王。

同时，华夏族在这个阶段推出了一套系统的以华夏族为中心的神话故事、文化典籍及民族习俗，然后华夏族将这个文化系统在四川地区、长江流域地区和黄河流域地区推而广之，让它渗透人心。

华夏族先祖们的这场革命行动和文化变革，在两个方面对东亚大陆历史和文明产生深刻影响。第一，彻底动摇了母系氏族社会制度的根基，为东亚各族逐步父系氏族社会奠定了思想基础，从此东亚各族开始否定了“女尊男卑”的母系氏族社会统治体系，反对女性王权，“男尊女卑”，建立父系家庭和部族逐步成为东亚社会的风尚；第二，东亚各种族开始全面否定古蜀人的神权即一种独特萨满教方式，只保留了丧葬、祖宗崇拜、天地祭祀等贞教（根据语言学家考证，“贞zen”常见于甲骨文的占卜祭祀文中，贞zen相当于东南亚及古越族的原始宗教gim，宗教学家认为gim教是沙门教、萨满教、佛教、印度教的基础宗教，佛教原名为bogim，印度教原名为gim）的宗教习俗，因此从立族开始，华夏民族就严格意思上灵魂及鬼神观念，也没有系统而繁琐的敬神祭祀活动，他们有无神论者的倾向。

以华夏族同时竖起民族大旗的还有羌人，他们应该是从青藏高原到四川盆地避难的混合民族，或者本来他们本来是古蜀人的一个居住在青藏高原东麓的部落。在针对古蜀国王城即三星堆的战争中，他们与华夏族里应外合，一举铲除了一直对他们剥削和压迫的古蜀王和贵族集团。获胜后，他们分得应得战利品，返回青藏高原，并长期生活在那里。

以华夏族同时竖起民族旗帜的还有氐人，在古越语里“氐di”有好、耕田、嫡系等三个意思。氐人在这个时候给自己这样取名，应该是表达他们是古蜀国王族嫡系民族的意思。而且他们驻守着位于松潘高原上的河池要塞，这里是河西走廊进入四川地区必经之路，也是嘉陵江的源头地带。氐人应该是古蜀国王族即古越人的直系后裔，由于自己隶属王族已经被强人消灭，氐人只能保全实力及古越文化习俗在松潘高原上繁衍生息，并向河西走廊、新疆及中亚等地区发展。

古蜀国灭亡后的那些尘封的历史渐渐地与中国夏商周的历史联系起来了。也许华夏族是三星堆历史事件的主要操作者，因为只有华夏族宣称自己是中华各族的始祖和正宗统治者；也许羌族、氐族等民族参与和旁观了这个历史事件，也许上述分析和推理的结果仍然不是全部历史真相。

不论如何三星堆历史事件都是一场人类文明的大悲剧。孕育人类文明的土壤里总是充满无知、野蛮、残忍和错误，在那个自私、野蛮、阴险、残忍盛行的黑暗年代里，我们怎么能希望古人去做高尚而文明的事情呢？值得庆幸的是，今天我们看到了当年的一些真相，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类任何文明和进步都是血与火洗礼的结果，人类的一切收获都来之不易，我们应该好好珍惜当下，多做一些仁义之事，多做一些增加人类福祉的事情。

其实世界各地民族发展历史的轨迹都差不多，主流和强势民族总是不断地通过他们的语音、故事、文化、宗教、法律和战争，去影响、同化和征服周边的非主流的弱势的民族，最终形成更大的民族和国家。但是，这些新民族和国家都具有暴发户特征，文化靠吹牛，管制靠杀头，国家表面风平浪静、歌舞升平，但内部却是矛盾重重、四分五裂、一盘散沙。

往后，我们将继续探讨华夏族的形成，以及华夏族在东亚大陆上开拓华夏文明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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