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炳就是为祭旗而生的。他的死诠释了“牺牲”的本义。“牺牲”的本义是名词性的，指供祭祀用的纯色全体牲畜或者供盟誓、宴享用的牲畜  。黄文炳是不是纯色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就是他干的活。

  没有他来祭旗，好汉们就上不了梁山，这就是个坎。黄文炳就是越过这个坎的垫脚石。这就是坏人的作用。

  其实，世界上本没有绝对的好人或者坏人，因为人无完人  ，金无足赤，任何一个人都有他可取之处，也有他的不足之处。你总不能说他有一点好的地方就是好人，也不能因为他有一点坏处就说他是坏人。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关系，你不能因为他有自己的利益关系，为自己谋私利，就认为他是坏人。好人与坏人，社会层面也有个大致的标准，但大多只是立场不同的，评价的结果也就不同。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人与坏人。某一时刻做了一件大坏事，譬如杀人，或者某一段时间小坏事做得比较多，譬如经常小偷小摸，就会被别人认定为坏人，好人也是一样的道理。但好人与坏人并没有固定的界限。譬如：坏人一念善心会做好事，好人一念贪嗔也会铸成大错，这在现实生活中很常见。当然，也有一些人做坏事已经成习惯，一辈子都改不了，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十恶不赦、恶贯满盈。

  但即使是这样的人，也不是时时刻刻都在做坏事，譬如惯偷，他也有不偷的时候和不偷的对象。以过去的某种行为来简单的判定某个人就一定是坏人或者好人，其实并不靠谱。通常情况下，人的认知决定了其行为模式，但也会呈现出与认知不一致的地方，这种不一致只是认知比行为滞后一些，最终都会趋向于与认知的一致。那是不是用某人现在的认知来判断其好坏就靠谱了呢？实际上这也是不靠谱的，因为人的认知在与周围环境交互的过程中，本身也会一直不停地改变，最典型的例子是，小时候我们都会憧憬做科学家、诗人这些高尚的职业，长大了往往只想做当官、发财这类低俗的事情。认识到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人与坏人有什么用呢？一是可以提醒自己期待坏人变好；二是提醒自己原谅做坏事的好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里的坏人与好人也可以指向自己，鼓励自己向善向美。一般人所认知的好坏都是建立在自己或者所属团体利益的立场之上，有利于自己或者所属团体的人或者事称之为“好”，不利的称之为“坏”，这些都是基于立场的观点，当两个人立场不一致时，就会对同一个人或物出现重大偏差。这更说明绝对的好人或者坏人不存在，好人与坏人大多是相对的。

  比如，同样是评判黄文炳，蔡九集团人认为他是忠臣良将，梁山集团认为他是坏蛋一枚。同样是评判宋江，蔡九集团人认为他是杀害妻子的叛国者，梁山集团认为他是弃暗投明的及时雨。

  这就是立场问题。

  不管黄文炳是不是坏人，他还是为他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付出代价之后，大伙高高兴兴地将所抢得的黄文炳的家财分装车上，分批上了梁山泊。这又是这两个人的区别：文炳先生是疏财不仗义，宋江哥哥是仗义不疏财。两个人似乎各有短长，我们大多是取其“仗义”这一点作为标准的。这就是好人的其中一个来源。

  有人投奔、又送银子，自然是好事，于是，守梁山大寨的几个头领吴用、公孙胜、林冲、秦明、萧让、金大坚等人，也很高兴。他们正愁没人守城池，正愁没钱买粮草，换了谁都会高兴的。于是打开寨门，高高兴兴地一起下山，恭恭敬敬将一众好汉迎上梁山大寨来，免不得一番好酒好肉招待。

  关于“梁山”，我这里得啰嗦几句。梁山本来叫“良山”，因春秋时期附近有良邑而得名。西汉时，汉文帝次子梁王刘武曾猎于此山，死后葬于此山北麓，遂更名为“梁山”。梁山位于山东省西南部，处于山东省的泰安、济宁、菏泽和河南省的濮阳四地市交界处，梁山则是梁山县境内最高的地方，位于县城东南，由虎头峰、雪山峰、郝山峰、小黄山等七支脉组成，是梁山县境内最高处，主峰虎头峰海拔190余米。单纯看海拔，梁山只是小山，但这里是在华北平原上，这已经算是险要地形了。

  实际上，梁山泊这片大湖泽的前身就是历史上名气很大的大野泽，也叫巨野泽。古代四渎之一的济水，本是黄河的一条支流，大野泽就是济水受阻潴留而成的大泽，范围很大，大致位置在如今的梁山、东平、郓城、巨野、汶上、嘉祥、济宁一带。济水和汶河交汇注入大野泽，之后从东北方向流出，最终注入大海。秦末天下大乱之时，彭越就曾在巨野泽聚众为寇，《史记·彭越列传》中记载：“常渔钜野泽中，为群盗。”说的就是现在的梁山泊。

  济水作为黄河的支津，本就携带大量泥沙，而且汉武帝时黄河决口改道，大野泽也被泥沙淤积，面积不断萎缩。东汉明帝时，王景治河使得黄河河道稳定下来，而随着济水的逐渐淤塞，巨野泽不断萎缩，到晚唐时巨野泽差不多已经消亡，只有北面还有少许遗留。五代十国时，黄河下游河道淤塞，而乱世之时也无人关注黄河的治理问题，黄河又开始频繁决口，灾害不断。洪水在原来巨野泽之北梁山一带滞留，形成梁山泊。

  北宋时黄河频繁决口，使得洪水肆虐，梁山泊在洪水的冲击下变得越来越大，终成烟波浩淼的八百里水泊，梁山则变成梁山泊中的一个岛。这个岛四面环水，和外界之间只有通过船只往来。梁山本来地形险要，又有梁山泊作为屏障，就变得更加易守难攻。围不死、攻不下，这就是赵宋朝廷同意招安的主要原因。

  说完梁山，我们再说梁山众头领一起将一众好汉迎上聚义厅。晁盖便请宋江为山寨之主，坐第一把交椅。宋江这时哪敢托大，便道：“哥哥差矣。感蒙众位不避刀斧，救拔宋江性命。哥哥原是山寨之主，如何却让不才？若要坚执，如此相让，宋江情愿就死。”

  “情愿就死”是假的，但不敢现在就抢这第一把交椅却是真的。

  晁盖道：“贤弟，如何这般说？当初若不是贤弟担那血海般干系救得我等七人性命上山，如何有今日之众？您正该做山寨之主；您不坐，谁坐？”

  宋江回道：“仁兄，论年齿，兄长也大十岁。宋江若坐了，岂不自羞？”再三推晁盖坐了第一位。宋江坐了第二位。吴学究坐了第三位。公孙胜坐了第四位。其余梁山泊一行林冲、刘唐、阮小二等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花荣、秦明、戴宗等新到头领去右边客位上坐了。共四十位头领，约定待日后根据出力多寡，另排座次。

  然后便大吹大擂，大开庆喜筵席。开席后，未等晁盖大头领开讲，宋江便喧宾夺主，叽叽歪歪地讲了一大堆废话，又惹我不高兴了，便跳将起来说道：“我们现在有这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大宋皇帝（这是我的主要目的），宋江哥哥便做小宋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

  我毕竟是戴院长的曾经照拂过的属下，他看我又乱嚷嚷，怕我说错话，惹出祸来，连忙喊我住口。众好汉也都只是笑着喝酒，不多说话。毕竟两股人马会师不久，还不是很熟，大家跑江湖久了，知道沉默是金，金是最好的东西，所以，最好的语言是沉默。这不是经验之谈，这是推理出来的。

  人增多了，房舍用量增大，晁盖又教山前山后各拨定房屋居住。山寨里在起造房舍，修理城垣。梁山上下一番百废待兴的景象。

  然后杀牛宰马，饮酒庆贺，山寨里好不热闹。这日子比我当什么牢头好多了。再往前说，在原来的那个世界，我最看不起的人，不是没本事的人，而是“躺平”的人。年龄不大，就想着退休，或者休而不退。现在到了梁山，我自己就成了“他”，也只想着“躺平”了。于是，想起《富翁与渔夫》的故事：有个富翁到海边度假，见到一个渔夫躺在沙滩上晒太阳。富翁问渔夫：“这么好的天气为什么不去打鱼？”渔夫回答说：“今天的鱼已经打够了，现在是休息的时间。”富翁不解地说：“天气这么好，你应该去打更多的鱼，以便可以买更好的船，赚更多的钱啊！”渔夫问：“那又能怎么样呢？”富翁说：“那你以后就可以雇人出海，不用自己出海，只用舒服地躺着晒太阳就好啦！”渔夫说：“可是，我现在不正是躺着舒舒服服地晒着太阳吗？”

  故事里的无论渔夫还是富翁，过自己的日子嘛，谁愿意怎么过就怎么过，无所谓孰对孰错，不过见仁见智罢了。从表象看，渔夫和富翁确实同样的在享受阳光、沙滩、海风，似乎没有什么区别！但你深入细想，难道真的是一样吗？其实，同样“在沙滩上晒太阳”，但每个人都能够想象得到，渔夫与富翁晒太阳背后的生活质量以及心态并不是一样。因为生活并不是简单的晒太阳！首先，从生命体验的角度来看，毫无疑问，富翁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他晒太阳是在体验平凡，而渔夫本就平凡！富翁奋斗的人生所能遇到的风景，是渔夫很难见到的。一个人在奋斗的路上，虽然辛苦，但亦有收获，这未尝不是一种幸运。只有阅尽繁华的人，才能有底气说我要回归平凡，否则只能是笑话！其次，晒太阳的心境是不一样的：富翁是在海岛旅游度假，而渔夫只是完成当天打渔工作之后的短暂休息。奋斗后的富翁散步在沙滩上，泡在海水里，享受着碧海蓝天，惬意无比，积累的大量财富，使他无有后顾之忧，他可以随时随地踏踏实实无忧无虑地享受生活；而渔夫晒太阳时，说不定心底还想着孩子的学杂费、家里的水电费、房子的按揭贷款和父母的养老费、医疗费等等。许许多多令我们普通老百姓都有的诸多困难，渔夫都会有。他如何能够像富翁一样无忧无虑地享受阳光、沙滩、海风？没有任何对抗风险能力的生活，又怎么敢轻易说你已在享受人生？

  但是，谁都愿意过自己愿意的生活，旁人又何必干涉？毕竟，幸福真的没有统一的标准！只不过无论你想怎样，就要承担起相应的后果就行。但每个人都愿意过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或者说，每个人都不得不过不一样的生活。没有孰是孰非，孰高孰低！

  我想，我在梁山的心态算不算淡泊宁静呢？不管算不算，“躺平”还有肉吃，有酒喝，这不就是李铁牛小时候想要的生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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