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叶玲微微一笑，说道：“萧书记，我稍后就去准备相关文件。”

  萧逸伟看着她，欣赏地道：“丁主任，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你要好好把握这次机会，做好迎接新挑战的准备。”

  丁叶玲的心中顿时涌起一股热潮，她听出了萧逸伟话中的深意。这是要提拔她为经开区副主任的预兆？她心中暗自揣测，但又不敢直接询问。

  她稳定了一下情绪，马上表态道：“萧书记，请您放心，我一定会全力以赴，不辜负您的信任和期望。我会更加努力地工作，为经开区的发展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萧逸伟满意地点了点头，说道：“丁主任，好好干，我对你有信心。你去把国土科长汪红超叫过来，我想详细了解一下农民征地问题的具体情况，这对经开区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丁叶玲应声答道：“好的，萧书记，我这就去叫汪科长过来。”

  说完，她转身快步离开了办公室，去找国土科科长汪红超去了。

  萧逸伟则缓缓走到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后，沉稳地坐下，伸手拿起电话，开始拨打一个熟悉的号码。

  电话那头，张超俊那熟悉而爽朗的笑声迅速传来：“萧书记，您好啊！有什么指示？”

  萧逸伟微微一笑，声音平和而坚定：“张秘，明天上午黎书记的日程安排如何？我有些重要的事情需要向他汇报，希望你能帮忙安排一下。”

  张超俊轻轻拿起桌上的笔记本，迅速扫了一眼，然后回答道：“萧书记，我查看了一下，明天上午十点，黎书记有半个小时的空档时间。您看这个时间合适吗？”

  萧逸伟听后，语气里带着几分亲近道：“很好，就这个时间吧。等忙完这阵子，咱哥俩找个时间好好聚聚，我请你吃饭。”

  张超俊的脸上瞬间浮现出受宠若惊的神情，他连忙回答道：：“萧书记，您太客气了。这是我应该做的。”

  两人又轻松地闲聊了几句，仿佛回到了曾经共事的日子，随后萧逸伟结束了通话。

  萧逸伟与张超俊，两人早已是旧识，交情匪浅。他们曾经在市委办综合一处共事，那时的萧逸伟，是张超俊的直属上司，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却远非寻常上下级那般简单。他们更像是并肩作战过的战友，彼此间早已培养出一种难以言表的默契与信任。

  张超俊，为人忠诚可靠，办事雷厉风行，效率极高，深得萧逸伟的青睐与赏识。

  去年底，张超俊的官场生涯迎来了新的转折点。他从市委办综合一处的科员岗位上，被调任至知音县，担任县委办副主任一职，成为了黎大康的秘书。

  虽然只是个副科级干部，但前途一片光明，众人皆知，他晋升为正科级干部的日子指日可待。

  这一切的背后，实则是黎大康在知音县站稳脚跟后，特地向时任市委书记李爱国提出的要求。他希望能够聚拢起一批忠诚可靠、值得信赖的干部，悄然无声地慢慢渗透进知音县的每一个角落，逐步培养起自己的势力。

  张超俊便是黎大康精心挑选的一员，而像萧逸伟、舒梦淇等人，也同样是黎大康这一策略下的杰出产物。他们都被视为黎大康的得力干将，被寄予厚望。

  他们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共同构成了这个错综复杂的权力网络。

  通话的余音尚在耳边回荡，国土科科长汪红超便轻轻叩响了办公室的大门。他面色略显凝重，步伐间透露出几分疲惫，显然，他所带来的消息并不轻松。

  萧逸伟抬头，目光落在汪红超身上，示意他坐下细谈。汪红超点了点头，坐在了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开始汇报起枣子湾那365亩土地征收的进展。

  他口若悬河，诉说着那些顽固的村民们如何抗拒政府的决策，坚决不愿意让出自己的土地，甚至还想趁机抬高征收的价格。

  “这些刁民，真是难缠。”汪红超抱怨道，“他们并不买账政府的安排，对土地征收一事颇有微词。明明今年的征收价格已经比去年提高了10%，他们却还嫌不够，嚷嚷着要更高的补偿。”

  汪红超的声音里透露出几分无奈，“每次我们安排挖机进场，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地阻拦，搞得工程进度一拖再拖。这些刁民，真是让人头疼。”

  萧逸伟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汪红超的抱怨。他清楚土地征收工作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也明白这些村民的诉求和担忧。但作为政府工作人员，不能只是一味地抱怨，而是要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等汪红超汇报完后，萧逸伟才缓缓开口：“汪科长，我理解你的难处。这些村民的诉求，我们也要理解。毕竟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生活的保障。我们不能只从政府的角度出发，也要站在农民们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我们要多做农民的工作，每家每户去跟他们沟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想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争取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确保在一个月内顺利完成征收工作。毕竟，下个月美好电器就要进场开始建设了，时间紧迫，任务繁重。”

  汪红超皱了皱眉，有些不满地说道：“萧书记，我们已经对这些农民够客气了，征地价已经提高了10%，可他们还是不知足。这些人简直就是一群刁民，我们不能再惯着他们了。”

  萧逸伟听后，面色一沉，严肃地道：“汪科长，请你务必端正自己的态度。不要总是把问题归咎于所谓的‘刁民’。在这个世界上，哪里会有那么多的‘刁民’呢？更多的，可能是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到位，没有真正地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需求。你回去后，好好反思反思。”

  两人的对话显然并不愉快，彼此的观点相差甚远。汪红超心中满是怒火，却又无处发泄，只能愤愤地离开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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